编者按：1981年，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学交换生的身份第一次从美国来到中国，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师、作家，同时也是喜马拉雅共识机构创始人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国际研究员。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国日报网每周四刊发一篇连载文章，讲述龙安志眼中过去40年中国发生的巨变，从11月起，将每周于周二、周四各刊发一篇。敬请关注。
作者在西藏
一天下午，古桑陪我去逛集市。集市设在八廊街上一座很大的两层楼房里，这里有许多批发商和零售商，售卖的商品五花八门，从绿松石到地毯应有尽有。我们上到二楼看地毯。
我发现了一张虎皮纹图案的地毯。
地毯的图案与我曾在书中见过的传统纹样十分相似。“我们想买这张地毯，”我转过头开始跟售货员砍价。这时，古桑轻轻地拉了拉我的衣袖，把我拽到一边，她贴近我的耳边轻声问道：“你为什么想买这张地毯？这不是藏民手工编织的，而是进口的。”
我吃了一惊。“这不是传统的地毯吗？”
“不是，”她说话的声音变得更轻了。“虽然地毯采用了传统的设计，但是在商业工厂里生产的。这不是传统的编织地毯，不是本地人的手工制品。”她冲着售货员点点头，“他们不会出售传统的西藏产品。这里出售的所有产品都来自工业城市，而不是游牧地区。它们都是机器制造的、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她一边说一边带我走到地毯背后，摊开手掌摸了摸，这只手掌早在孩童时期便已触碰过无数条编织地毯。“这用得都是人造纤维，”她叹了一口气，“不是真正的羊毛。用的染料也是化学制品，不是天然色素。游客们都在买工业生产的地毯，藏民织工们却没有工作，他们的传统手艺逐渐失传。”
古桑给我上了一堂地方经济学课，我思考了一会，目光落在那些高声叫卖地毯的商人身上。
“我们走，”我拉着古桑一起回到了“香巴拉之家”。
我看到彭巴拉在阳光明媚的露台上呷着酥油茶，他问我刚才去哪里了。“我原本打算去买一张西藏地毯，却发现没有一张地毯是西藏地区生产的。”我们坐在一起喝酥油茶，讨论如何振兴传统地毯编织产业。
彭巴拉告诉我，他的妻子曾经是一名地毯织工，手艺精湛，还获过奖。可是，地毯织工平均每个月只能挣三百来块钱，还比不上在街头卖烟的收入。受到通货膨胀加剧、薪资水平过低的影响，再加上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冲击，本地的地毯工厂被迫停工、传统地毯市场迅速萎缩。传统地毯怎么能跟价格低廉的人造纤维地毯竞争呢？
我们做了一番市场调查。实地走访过拉萨主要旅游景点的所有商店后，我们估算在售的藏式地毯有九成产自其他城市，根本不是藏民制作的。而市场上在售的“真”藏族地毯，绝大多数自尼泊尔进口。本地藏民手工编织的地毯非常稀少。
因此，我们开始启动一个旨在复兴传统西藏地毯编织产业的项目，使用纯天然的染料、传统编织工艺和游牧地区收购而来的羊毛生产地毯。我们请了一批懂地毯编织手艺的农村妇女和游牧地区妇女来当织工，然后开始筛选地毯图样，并最终决定使用传统虎皮纹图案。
古时候，虎皮是守护神灵的象征，被用来包裹装佛经的盒子，或者挂在寺庙的大门上震慑魔鬼。藏民非常珍视这些兽皮地毯，尊重、爱护它们，把兽皮地毯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通过这种使用方式，藏民们维持了一种平衡和尊重他们所处环境的循环。
喜马拉雅山脉和山麓一直是老虎的自然栖息地，直至19世纪发生了改变。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组织远征狩猎老虎，导致喜马拉雅地区的老虎被大量猎杀，在很短时间内破坏了整个环境平衡循环。
到了20世纪初，喜马拉雅地区的老虎几乎消失了。为了适应环境的改变，藏民们开始编织虎皮纹地毯，取代过去用兽皮做地毯的传统。这种自然而然的演变是由针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的需求和适应所驱动。虎皮纹图案就是从这种生活方式的演变发展而来。
我们决定开办一家微型织造企业，配齐了生产设备，招来了织工，很快我们建起一个小小的地毯编织合作社。我们给这个合作社取名为“拯救西藏虎”。
我们店里的一名员工在墙上贴了一张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猎杀老虎的老照片，并在照片下面写道“英国人猎杀老虎，西藏人编织地毯。买一张地毯，拯救一只老虎”。
所有的羊毛都是从游牧地区收购而来。在我们的工坊里，女织工们捣碎天然染料后混在大铜桶里，桶上方挂着刚刚染过的羊毛，沐浴在拉萨炽烈的阳光下。客人们爬上摇摇晃晃的木楼梯，来到我们的屋顶花园，欣赏不远处布达拉宫的美景，他们往往会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由一串串颜色各异的毛线组成的万花筒。如今，“香巴拉之家”和我们的第二家酒店“香巴拉宫殿”的每一间客房里都挂上了虎皮纹地毯。
虎皮纹地毯项目达成了许多目标。我们振兴了当地的手工艺，同时通过就业让当地妇女获得文化认同和自我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虎皮纹地毯项目超越了工匠复兴，它提醒我们，当我们所处的环境遭到破坏时，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来适应外部世界。
(编译：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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