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1年，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学交换生的身份第一次从美国来到中国，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师、作家，同时也是喜马拉雅共识机构创始人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国际研究员。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国日报网每周四刊发一篇连载文章，讲述龙安志眼中过去40年中国发生的巨变，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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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作者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探讨金融政策。[图片由作者提供] |
如果不能加入俱乐部，就创建自己的俱乐部
1997年，对冲基金狙击亚洲，“亚洲四小虎”本已摇摇欲坠的市场很快崩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指示下，许多经济体被迫贬低本国货币汇率、取消价格和资本管控。
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事实证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并非稳定地区经济的灵丹妙药，而是会造成反效果。那些遵循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示的国家，比如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来的却是货币大幅贬值、资本外流加剧、经济崩溃以及社会动荡。极端经济状况之下，地方恐怖主义势力抬头。
中国没有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朱镕基总理拒绝让人民币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飙升，在那时一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二大国。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不仅有惊无险地度过亚洲金融危机，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其他选择跟随中国脚步的国家，比如马来西亚，也如凤凰涅磐一般度过危机获得重生。经此一役，人们认识到学术推导出来的模型和理论往往不起作用，当被适用国家的条件与理论假设前提不同时，更是如此。
同一时期，美国克林顿政府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也称作《1933年银行法》，将投资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划分开来。从法案废除的那一刻起，“市场原教旨主义”获得解放。交易债务杠杆工具的资本市场成为创造财富的源泉。十年后的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美国吞下了自酿的苦酒。很快，这场危机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亚洲国家回顾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经历，大家共同决定要采取不同以往的举措。十年前，中国不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劝阻，咬紧牙关保持人民币坚挺的策略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挺身而出，以领导人的姿态呼吁东盟（ASEAN）成员国以及韩国和日本团结起来。随后，中日韩与东盟成员国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协议》。协议签署国最初筹集了1200亿美元进行货币互换安排，2010年3月21日成立了一个共同管理的货币稳定基金，基金规模后来增长至2400亿美元。这被视作亚洲国家的首次独立回应，提供了一个可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系统性方案。
随着中国的境外投资增加，中国逐渐拥有转变经济联盟的全球影响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的境外投资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欧洲。
此后，中国寻求渐进式地推进人民币全球化，从而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担负起更多责任。中国开始四处游说，推动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储备货币。
但中方的努力遭到来自华盛顿的阻挠，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大。2010年，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缴份额排名从第六位上升至第三位。但是，2010年11月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只同意将中国的投票权从4%提升到6.39%。这敲响了一记警钟。
在那之前，中国原以为货币地位可以使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拥有平等的影响力。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全球金融混乱以及欠发达国家的周期性贫困。中国和印度意识到只有通过投票权对该机构施加影响，这些政策才可能从不接地气转向更加务实。
同时，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这些机构在后殖民时代的本质，即有力地维持前殖民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优势，而这种国家间的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殖民时代形成。
几十年来，全球南方国家一直被西方媒体和国际机构洗脑，他们被告知要努力奋斗、争取某一天加入精英富裕国家俱乐部，因此他们必须要做正确的事情，才可能获得成员资格。但最终，他们意识到加入俱乐部的申请可能永远不会获批。
这意味着，如果全球南方国家想要实现真正的发展，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打破布雷顿森林时代的“世界新秩序”。而这又意味着创建自己的俱乐部，一个他们自己的更新的全球秩序。
(编译: 谌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