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1年，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学交换生的身份第一次从美国来到中国，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师、作家，同时也是喜马拉雅共识机构创始人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国际研究员。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国日报网每周四刊发一篇连载文章，讲述龙安志眼中过去40年中国发生的巨变，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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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三）带领规划与保护外国专家团会见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龙安志供图] |
老北京有一句民谚：“大胡同就有三千六，小胡同多如牛毛数。”
随着北京跨入新世纪，这座古老的都城掀起一股建设热潮，一条条高速公路从无到有、一栋栋摩天大楼拔地而起，这让我担忧北京可能会在一片尘土飞扬里丢失其独有的文化遗产。未来几年的城市发展压力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远远超出那个时候城市规划者的想象。
周日的早晨，我会坐在好园院子里的果树底下，一边品茶一边思考眼前这些变化及其造成的影响。我们应当如何在中国热火朝天的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丢失产生的社会成本之间取得平衡？坐在这座北京四合院里的安静时刻，中国建筑及文化的力量和深度让我有了新的想法。
每一座四合院都有一个“Z”字形的入口，四合院正中心的花园是人们活动的地方。院子里栽的果树象征着家族繁荣、人丁兴旺，所有的门和窗都面朝院子向内开。至于谁住在哪间屋子里，都需严格遵守传统礼制，四合院的主人，主人的儿子、女儿，以及家仆所住房屋的格局及建筑高度都不相同。所有这些都是严格按照儒家秩序安排，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每一座四合院的某个地方都藏着一扇神秘的后门。这与美国的房屋截然不同。在美国，都是一栋房子坐落在一片大草坪的中心位置，从街上经过的每一个人都能看见屋子里发生了什么。透过大大的窗户，可以清楚地看到客厅。走进大门，面前即是楼梯，直达楼上的卧室。所有人都在厨房里活动。车库里可以停下至少两辆车。
整个九十年代，地价飞涨，开发商们推倒旧式建筑，建起一座座新的写字楼和商场。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我依旧相信可以保护本土文化，并且可以用经济持续发展作为推动力来实现这个目标。
我想知道是否有可能通过小型企业的努力来发起一场社区运动，进而给社区注入新的活力。于是，我决定试一试。
我决心通过行动来展示如何使社区恢复活力。我开始在每个周末骑着自行车在老城里转悠，希望能够买下一座四合院进行修复。我开始的想法很简单，觉得即便只有一个示例成功了也可以产生多维度的影响。我是第一个购买四合院的外国人。我想要至少保存一点北京的历史遗产，却在无意中开创了一种社区发展模式。
一天，我正忙着四合院的修复工作，得到消息说有人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村子里发现了古旧的雕花屏风。我一路找过去，看到蒙着厚厚灰尘的雕花屏风被随意地丢弃在农舍的地面上，其中有些已经破损。这些屏风看上去古色古香，雕工精湛。在另一个世纪里，它们可能装点过某个达官贵人的府邸。卖家解释说，地产开发商拆了一栋旧楼，只有这些屏风被救了下来。
每一扇屏风上都刻了一个汉字，善、道、礼、仁等等。后来我明白了，屏风上刻的是中国古代的十大核心价值观“五常五德”——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和。
接下来的五年里，我翻新了三座四合院，在每一座四合院里都做了一点小生意。并且，我的做法很快被他人仿效开来，整个社区的面貌发生改变，古旧的民居里“生出”精品酒店和餐厅。
南锣鼓巷以这样一种方式逐渐演变为商业区，在原有的民宅外围，借助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开了许多独具特色的酒吧、咖啡厅、餐厅和商店。东四社区的发展轨迹与南锣鼓巷类似，不过东四的整体氛围更加安静，这里集聚了许多电影、动画周边商店以及电影制作工作室。
北京政府密切关注并深入研究上述演变过程。王岐山担任北京市长期间，经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出台文物保护政策，东四社区被纳入文物保护范围。我从没想过我们会打赢这场战役，而这证明了务实的理想主义是可以奏效的。
很快到了2018年，东四社区会定期邀请我作为顾问为社区改造出谋划策。当地政府下大力气保护古建筑，东四社区正在经历一场改造，不是中产阶级化，而是一种带有强烈的回归历史遗产意识的修复，回归北京的历史遗产。
显然，这反映出根植在中国历史遗产深处的一种再发现意识。这对于国家未来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推动发展进程至关重要。一棵大树唯有根深，其枝叶才能伸向高处而不惧风雨。倘若根浅，一阵强风即可将大树吹倒。
(编译:谌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