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1年，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学交换生的身份第一次从美国来到中国，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师、作家，同时也是喜马拉雅共识机构创始人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国际研究员。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国日报网每周四刊发一篇连载文章，讲述龙安志眼中过去40年中国发生的巨变，从11月起，将每周于周二、周四各刊发一篇。敬请关注。
作者在西藏
每天早晨，我都在窗外信徒们的诵经声中醒来，他们一个个手摇各色转经筒，从我窗外的小巷走过。每天早晨，我都会在同一个小吃摊上买西藏烤馍，看着一脸笑意的老板娘把刚赚到的钱分给街头流浪的孩子们。
在小巷前方十字路口的集市上，货架上堆满了西藏干奶酪，红辣椒和黄孜然的香味从香料摊贩面前的木托盘里溢了出来。这是一个古老的商贸市场，自公元7世纪拉萨建城起，这里的商贸往来便从未中断过。来自康巴藏区的牧民们脖子上挂着大块的琥珀和绿松石，头发上系着红穗子，在集市上售卖宝石半原石、马鞍和兽皮。这一幕每天都会上演，就在距离我的藏式老房子仅有几分钟路程的地方。我每天都在观察，这些小巷里的活动如何演变为一体化经济的一部分。我意识到，我们需要依靠加入这种一体化来实现我们希望通过开办社会企业取得的成功。
下午，我和彭巴拉经常在附近散步，逛逛商铺拜访工匠，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制作我们的产品。我和彭巴拉一起设计了这家小酒店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用铅笔在纸片上画下设计图，然后交给工匠。制作过程中只使用传统材料。
很快，整个社区都成了这个名为“香巴拉之家”的小酒店的“股东”。
当我们想为第一家餐厅制作咖啡杯、餐盘和碗时，我和彭巴拉从蹲在街边卖陶器的流动小贩口中得知了藏式陶器的生产地点。那是一个距离拉萨约3小时车程的小村子，当地的土壤呈天然的深红色。这个陶艺村专门生产陶罐，但近年来由于塑料和铝制品的兴起，当地的陶罐生产逐渐衰落。当地的年轻人迫于生计，不得不离乡背井去城市里谋生。我和彭巴拉建议修改传统藏式陶器的式样，制作用于盛装洗发水和沐浴露的瓶瓶罐罐。当时，我们规划开办三家酒店和三家餐厅，我们带来的生意让这个陶艺村恢复了生机。他们为我们制作的咖啡杯和盘碟最棒的一点在于，任何两个都是不一样的。它们都是纯粹的艺术品。
拍摄《香巴拉经文》时我们从西藏西部收集了一些古董门板，我们用这些门板装饰餐厅茶室。许多客人看到后非常喜欢，想要买下来带回家，于是，我们定制了一些缩小的复刻版古董门板出售。后来，这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发展为当地的一项产业。
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激发了一场工匠复兴。
居民们看到一栋老房子被如此煞费苦心地修复，都感到很激动。得知此事竟是由一个外国人在背后推动，他们更感到惊喜。有时候，他们还会改编歌词，把“香巴拉就在不远处”故意唱成“香巴拉就在我隔壁，”发出阵阵欢笑声。
在藏民们看来，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是不可分离的。生活在拉萨旧城区，每天跟藏民打交道，我在有意识地走出西方先入为主的理性思维模式。
穿过这些繁忙的街巷，我经常停下来跟一个开小店卖酥油的僧侣聊天。他总是用一把大刀切下一小块酥油，在我走过时递给我。酥油对于藏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把酥油混进红茶里，他们能喝上一整天。酥油可以提供在高海拔地区生存所必需的热量和维生素。藏民在供奉神龛和做饭时也要用到酥油。我发现酥油还可以用来抵御高原地区强烈的紫外线，每天早晨我都会把酥油抹在脸上和胳膊上。
卖酥油的小贩大多来自西藏东部的游牧地区。我还记得吉格姆•詹森曾经教导过我让牧民继续其传统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牦牛迁移是青藏高原脆弱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开始思考万物之间的经济联系。我们街区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青藏高原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进而关系到全球气候变化。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以一种通常不甚明显但总是存在的方式。
通过修复小型家庭作坊、商铺、茶室或客栈等传统民居，人们将不必迁出。街区里有了一个经济平台来发展和维系文化，而不是改变或破坏它。人们将继续住在老街区里，东部的牧民们可以继续放牧。几千年来维持草原平衡的放牧模式将存续下去。
（编译：谌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