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1年，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学交换生的身份第一次从美国来到中国，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师、作家，同时也是喜马拉雅共识机构创始人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国际研究员。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国日报网每周四刊发一篇连载文章，讲述龙安志眼中过去40年中国发生的巨变，敬请关注。
90年代，作者与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右）在人民大会堂。 (龙安志供图）
参与了一场又一场企业重组后，我自然而然地成了国企改革的“医生”。1997年，我获授权领导一个专责小组策划一场全国性的改革。
这场试验从安徽省开始，这里是20年前自由市场改革开始的地方。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基于这种历史沿革，安徽省被选为四大行业工业企业改革的试验场。如若重组理念取得成功，这可能成为一场全国性的国企改革的试点甚至蓝图。我受邀担任小组负责人，也可以说是试验的协调人，小组成员包括来自国家层面和安徽省政府不同部门的代表，以及东欧专家，他们将分享后苏联时期推行类似改革的经验。在另一个由中国经济学家和官员组成的小组的协助下，我们考察了钢铁、水泥、化工和化肥这四大行业的大型工业企业。
每一家企业都背负着巨额债务，由于过去数十年间企业接受来自不同部门的政府资金，譬如工业部、地方政府、省政府和国家层面，债务情况错综复杂。40年后，这些资本线相互交织、乱成一团。它们究竟是拨款还是贷款？它们是否被记入账本？又是如何记入的？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难以解答。
当生铁从生产线上滚下来的时候，我能闻到生铁闷烧的味道，气味四散开来。“我们所有的设备都是6、70年代购入的，” 王厂长介绍设备情况时不自觉地摇了摇头，“所以我们的产品无法与韩国进口的产品竞争，除非我们可以购买必须的技术。但是，这需要巨额资金注入。怎么样才能拿到这笔钱呢？没有投资者愿意接手我们企业背负的社会重担。”工人们转过头来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他们单调重复的工厂生活里，鲜少有机会见到外国人。
离开生产车间后我们开车经过了工厂附属的学校、幼儿园、食堂、诊所、康乐中心和退休人员活动中心。这家工厂就像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型城市，工人在这里出生、上学、结婚、工作、生活、死亡。
“我们有5万人口居住在这里，包括退休职工和工人家属，我们必须保证这些人的生计。”王厂长说，“工人的数量大约在两万。为了实现效能最大化，我们需要约2000台现有设备。如果可以进行设备升级，我们完全可以与韩国钢铁竞争，甚至还可以减少一部分人力。”
这似乎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必须面对的、难以克服的挑战。
国有企业负责工厂职工和干部的住房、医疗和退休，基本涉及到生活、社会、物质福利等方方面面。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内乱、内战、外国入侵和半殖民化之后，这种国有企业模式实际上解决了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核心问题。
可是，在90年代的全球化竞争中，中国的企业必须要摆脱其背负的社会重担。这要求从医疗到教育、从住房到保险的全面商业化。
所有这些都需要法规规范。最终，所有成本都将转移至资本市场。举个例子，企业甩掉住房负担需要进行银行改革，让老百姓可以贷款购买自己的住房，让开发商可以贷款盖楼。同时，这也需要法律上的担保，保障土地权和所有权。于是，一场全面的、彻底的改革呼之欲出。
因此，1998年中国开始对国有企业和整个社会构架进行重大调整。医疗服务的商业化和养老基金的引入意味着改组保险业，而这又要求进行全面金融改革。这件事情太复杂了，只有按顺序调整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才能解决。于是，排序的理念开始出现。
李剑阁当时是朱镕基总理的货币政策顾问。一天晚上，他坐在我家的院子里跟我喝茶聊天。“华盛顿共识就像是西药，可以治愈表面症状。我们更倾向于中医疗法，全面检查找出病根所在。西药见效快，但副作用通常很严重。中药起效慢、诊期长，但它能找到病根。通常好几个病因是相互联系的，必须一起解决掉，不过要按顺序一步一步来。”
(翻译: 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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