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1年，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学交换生的身份第一次从美国来到中国，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师、作家，同时也是喜马拉雅共识机构创始人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国际研究员。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国日报网每周四刊发一篇连载文章，讲述龙安志眼中过去40年中国发生的巨变，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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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右)、作者母亲（右二）和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夫妇合影（龙安志供图） |
199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被引入。这实在是一种极具创新性的做法，可以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准则的前提下引入市场经济。通过加上“中国特色”这个前缀，中国民众的创新创业精神得到充分释放。创新性的商业项目在中国遍地开花，几乎所有人都想一夜暴富。于是，被点燃的商业热情变得有些失控，很快，一切都有点失控了。
因为中国曾经历匮乏经济，大多数投资者和生意人都认为市场存在无限的潜在需求。然而，尽管中国的沿海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部分内陆地区依旧穷困。消费者购买力很有限。
由此，上世纪90年代初缺乏长期市场分析的过度投资引发大量“三角债务”，威胁到中国的改革进程。背负着高达3000亿元的企业间贷款，中国的银行体系濒临崩溃。到1996年，朱镕基副总理面临清除三角债务和国有企业破产倒闭的危机，这些都可能会破坏他努力推进的重大改革。于是，中国政府定下每年清除1000亿元企业间债务的目标，3年内清除3000亿元债务。
可是，在清除旧债务的同时，又出现了新债务。原因何在？因为企业并没有用拿到的钱还债、破解债务乱局，而是把钱留下来、进行新一轮的“流转”。于是，乘法效应显现，又出现了一连串新债务。
1996年，朱镕基副总理召开紧急会议，力图改变监管机构、银行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现状关系。他用拳头敲打桌子向与会众人宣布：“我们不会再把它称作‘三角债务’了。不管是谁花掉的钱、是谁投的资，都必须还钱。否则就破产。”
到1998年，朱镕基升出任国务院总理，他面临几个选择。第一个是动用当时政府保有的1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清除国有企业债务，第二个是把债务转变为股权。经过一番横向的国际性研究对比，他作出了选择，即在每一间破产银行旗下成立“资产管理公司”。
朱镕基总理面临一系列实际问题。1998年，中国缺乏可用来清除这些债务的财政资源。单纯借鉴瑞典的债转股模式或者美国的决议信托制度，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面临的债务困局。
朱镕基总理的解决方案，相当于瑞典和美国模式的“混合”，将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开来，但并没有清除。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将债务从一个实体转移到另一个实体，然后巧妙地将其推入西方投资银行家的手中，后者将债务重新包装后挂到国际资本市场。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是将计划管理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又一个很好的示例。
中国的银行体系经历了重塑，不是通过操纵汇率，而是以加强宏观调控的方式，禁止银行向房地产或者产品供过于求的制造业发放过多贷款。同时，全面收紧信贷，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控制货币供应增长；实施积极的出口促进政策以增加国家外汇储备，进而稳定人民币汇率。
(编译: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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