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1年，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学交换生的身份第一次从美国来到中国，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师、作家，同时也是喜马拉雅共识机构创始人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国际研究员。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国日报网每周四刊发一篇连载文章，讲述龙安志眼中过去40年中国发生的巨变，敬请关注。
我到中国的第一年，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中文。这座古老的工业城市曾在鸦片战争时期遭外国列强侵占，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因此，天津市内的主要街道均为欧式建筑风格。
我们班的交换生是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赴华学习的第二批学生。当时，中国的大门刚刚打开，我们感觉自己像是先驱者。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人的穿着打扮都非常相似：薄而宽松白衬衫，以及绿色军裤。很快，我也入乡随俗，穿上了绿色军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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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安志与南开师友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
某天，我和一个同学正在修理我们各自的自行车，他突然指向一个正在朝我们驶近的中国农民，他的自行车完全是用捡来的“垃圾”拼凑而成。这种中国人的节俭和聪明打动了我，他们在逆境里求生存的能力、资源匮乏仍能进行发明创造的能力，更令我惊叹。
那辆自行车让我第一次看到中国进行工业重建的潜能。在我眼中，它成为这个国家前行方向的隐喻。
那时，天津街头没有汽车，只有壮观的自行车“洪流”，我也是自行车大军中的一员。不过，街上有交通灯，在十字路口我们需要停车等待交通灯转换。有一天，我骑车不小心闯了红灯，很快被交警拦下，他要求我就违反交通规则当街公开认错。于我而言，这是关乎文化认同的决定性时刻。我意识到当众认错会获得一种别样的尊重，它甚至还可以让你与曾经无意中冒犯的人重新做朋友。
骑着自行车穿过天津的大街小巷、逛逛没有货品可卖的商店，这让我觉得身处在那样一个社会，金钱的意义实在不大。道德左右人们的思想，他们在意的是尊重。这也是自行车被拦事件给我的启示，社会尊重大于个人态度。
记得有一次我买东西时多付了1毛钱，售货员硬是穿过整座城市、找到我在南开大学的宿舍，为他的工作失误向我道歉，并把多收的钱退还给我。还有一次，我骑车时隐形眼镜进灰了，于是我进了街边一家小店，借用他们的镜子来调整隐形眼镜。在镜子里，我看到自己的身后聚集了一大群路人，他们都满眼好奇地想看看我在做什么。有人问我，我是不是在变魔术，把自己的眼球拿出来又塞回去。
但类似的情景并没有持续太久。中文课程结束后，我们这群外国交换生要离开南开大学了。学校为我们办了一场送别宴会，宴会上剩下的食物被老师们装进小小的铝饭盒、塞到绿色军用包里、挎在永远也不合身的松垮白衬衫上带回家。
我在黑市上卖掉了自行车，当时的我完全想象不到未来30年，自己会亲眼见证中国人肩上的绿色军用包如何演变成Prada、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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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老照片。龙安志摄。（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
（翻译：谌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