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1年，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学交换生的身份第一次从美国来到中国，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师、作家，同时也是喜马拉雅共识机构创始人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国际研究员。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国日报网每周四刊发一篇连载文章，讲述龙安志眼中过去40年中国发生的巨变，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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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右三）在湖北参与“活力28”的重组讨论。(龙安志供图） |
1994年，作为一名走南闯北参与合资企业谈判的年轻律师，每天我都生活在一场重组中国国有企业的大规模试验中。每当有外国企业与中国国企开启合资经营，便意味着针对后者的重组工作拉开帷幕。我在工厂里待了好几年，调整管理架构、清点企业资产，想方设法将债务转化为股权。
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活力28”，这是一家坐落于湖北省荆沙市（后更名为荆州市）的国有洗涤剂工厂。它是一个典型的国有企业，老板是本地人，名叫滕吉新（音译），心思活络。除了生产肥皂和洗涤剂之外，滕吉新还开办了不少副业，比如生产卫生巾、瓶装水，以及开卡拉OK舞厅和餐馆等。由于大量应收款项无法收回，这家企业负债累累、不堪重负。但是，与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活力28”的管理层也无心扭亏为盈，工人们也是得过且过。这扼杀了企业的创造力和竞争力，而这两大要素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至关重要。中国需要国际营销、分销和零售方面的技术、管理技能和知识。
合资经营谈判经常会在如何裁员这个问题上谈崩。由于外企进行了技术升级，往往使得中方企业2/3的劳动力成为多余。对于中国领导层而言，这可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大难题。在中国，“铁饭碗”的观念根深蒂固。当然，这也是造成中国国企效率低下的部分原因所在。如何才能够在不打破“铁饭碗”的同时释放中国人民的创业精神？
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裁员，政府必须要找到恰当的应对方法。德国利洁时集团亚洲区总裁桑杰•班达里到访“活力28”总部时，问题的答案出现了。当时，中德双方的合资经营谈判已经拖了好几个月，班达里此行希望能够给谈判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班达里抵达荆沙市后，滕吉新没有安排他入住酒店，而是用一辆警车把他和我拉到一个人潮聚集的十字路口，那里新建了一座人行天桥，正在举行落成剪彩仪式。滕吉新邀请我们跟他一起走上人行天桥，他满面笑容地向桥下的民众挥手。这座天桥被命名为“活力28”，因为造桥的钱是“活力28”出的。
班达里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尝试“翻译”了滕吉新想要表达的信息，“滕吉新是在想办法打破我们的谈判僵局。‘活力28’为荆沙人民建了一座天桥。现在，利洁时必须为工厂的工人们向‘活力28’提供资金。”班达里吃了一惊：“是这么回事吗？”“是的，”我解释道，“一切都是旁敲侧击。你必须要抓住要点，因为他在谈判桌上不会告诉你。所以，要靠你自己来弄清楚他的意思。这就是中国的方式。”
因此，利洁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裁员，而是又建了一个合资企业以提高“活力28”其他副业的产能，比如卫生巾和瓶装水。事实上，这成为中国第一个合资股权投资基金。该基金由利洁时出资设立，但交给中方合作伙伴管理。在滕吉新的领导之下，基金投资新的产业以重新雇佣多余的劳动力。
我们在“活力28”进行的这场试验，被当作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典范。“活力28”股权投资基金成为全国性的下岗工人再就业计划的一部分。
一方面，身为大型跨国公司的内部法律顾问，显而易见，公司管理层将生产制造外包给中国，不仅希望从中国出口，还想要接管中国的品牌和市场。另一方面，我站在一场又一场先锋试验的最前沿，推动中国的商业和社会结构转型。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正身处一场重组中国的大规模试验的前沿。
(编译: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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