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1年，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学交换生的身份第一次从美国来到中国，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师、作家，同时也是喜马拉雅共识机构创始人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国际研究员。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国日报网每周四刊发一篇连载文章，讲述龙安志眼中过去40年中国发生的巨变，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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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二）和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左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熊光楷上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龙安志供图] |
在过渡时期的关键节点，朱镕基总理主导监督改革进程。有意思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他曾在国家计划部门任职，帮助建立东北地区早期的国有企业制度。此番监督引导中国经济向市场化过渡，他得到了一个由经济学家组成的“梦之队”的协助。“梦之队”的成员都来自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后来每一个人都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市场化的关键人物，出任省部级政府要职。
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我受到副主任李剑阁的接见，当时他还兼任朱镕基总理的首席货币政策顾问。事实上，李剑阁是“宏观调控体系”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宏观调控”是朱镕基总理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后来成为中央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
李剑阁向我解释说明市场经济工具如何对资本自由流动、价格自由浮动、商品流通以及融资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这些都是实现经济真正增长所需要的。同时，中国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持谨慎态度。这一经济学理论后来衍生出“休克疗法”，即采用极端的经济政策应对市场存在的问题，这些政策具有较大冲击力，短期内或引发社会经济生活巨大动荡，甚至导致“休克”。
李剑阁称，为了引入市场经济，中国政府决定在市场过热或失控时伸出一只强有力的计划之手重新平衡市场改革。而管理中国民众的心理与调整经济结构理论同等重要，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让社会大众对推出的政策作出一定的反应，这些都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这个针对中国经济市场化的中央化计划及管制模式被称作“宏观调控体系”，涉及以下关键机制：
引入为发达市场经济体所接受和适用的货币和财政干预工具，同时利用旧的计划指挥工具来帮助新工具在过渡时期发挥作用；
预先引入“大众运动经济学”或社会大众对改革过程中涌现的新经济机遇的综合反应模式，在关键时刻运用“信号经济学”，发出信号让社会大众对市场变化方向作出反应，或者在短期内稳定市场；
树立宏大目标，仔细观察形势的变化，坚定不移地朝着关键目标迈进，让变革成为体系中一种恒定的、但不具备破坏性的力量。
自90年代中期施行以来，“宏观调控体系”发挥了效用：控制通货膨胀、解开三角债务困局、理顺银行和金融体系、引导中国度过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推动经济增长模式从依赖出口向依靠内需转变。
不过，我仍然向李剑阁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如何定义‘信号经济学’？”李剑阁以北京的道路系统为例作出了解释。他说，北京的道路都是全新铺就的现代化道路，修了隧道、建了高架桥。交通标识也很清晰，就像美国交通主干道上的一样。事实上，北京复制了（美国的）交通标识、信号灯和人行横道，并且还根据国情专门设立了自行车道。是的，硬件设施看上去近乎完美。除此之外，中国的交通法规也很完善。
可问题是没有人遵守规则。虽然交通规则和标识都很明晰，交通路网也完善，但任何时候在北京的大街上开车都会撞到自行车、摩托车，都会有人乱穿马路，总有人视交通规则为无物。更糟糕的是，行人不守规则，司机也完全不在乎行人的安全，他们开车时随意加速、肆意变道，就像是刚拿到驾照的青少年一般鲁莽。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所有人都会停下来看热闹，进一步加剧交通堵塞。
李剑阁解释称，过渡时期的经济局势就是这样的。虽然规章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没有人遵守。由于历史遗留原因，总是有一些人做生意时想要凌驾于规则之上。因此，就像北京的交通一样，在经济生活的每一个十字路口和交叉点上都必须有专人来管理“交通流量”，确保人们遵守规则。随后，每个十字路口还需要加装摄像头，记录下各个方向的交通行为。
这就是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模式。计划指挥工具必须应用于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否则市场规则就难以被遵守。亲身体验过北京交通状况的人都能明白这个类比。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过渡时期，需要用计划之手来管理市场。
（翻译：谌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