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1年，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学交换生的身份第一次从美国来到中国，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师、作家，同时也是喜马拉雅共识机构创始人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国际研究员。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国日报网每周四刊发一篇连载文章，讲述龙安志眼中过去40年中国发生的巨变，从11月起，将每周于周二、周四各刊发一篇。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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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西藏 |
已经上午9点半了，但拉萨老城里那一条条粉刷过的土坯窄巷才刚刚苏醒。这是因为拉萨虽然采用北京时间，可是按时区计算，拉萨的时间相对东部地区较晚，当地人习惯跟随太阳的起落来安排生活。
海拔3600米的高度让呼吸变得有些困难。昨天晚上才刚到，高原反应令我气喘吁吁，好像眼前的一切都慢了下来。
我在一个卖西藏烤馍的小吃摊前停下来，准备买一个当早餐。“一个烤馍多少钱？”我问摊主。“五毛，”她笑着回答道。我从口袋里掏出五张一毛的纸币，这时候三个孩子跑到我跟前，他们拉住我的袖子，伸出手掌向我讨钱。
我把钱递给摊主。她面带微笑地弯下腰来，给了每一个乞讨的孩子一张一毛钱的纸币。“好了，走吧，”她对孩子们说，“别打扰这个外国人了。”
孩子们笑嘻嘻地跑开了。
出于职业本能，我迅速在脑子里理了一下刚才发生那一幕的经济逻辑，不由得吃了一惊。她卖给我一个烤馍，售价五毛钱，但却把3/5给了上前乞讨的孩子们。她手里只剩下两毛钱，一毛钱是烤馍的制作成本，另外一毛钱是她做这笔生意获取的利润，跟每一个孩子拿到的数额相当。
我思考了一下。在世界上大多数城市，本地人往往可以轻而易举地“欺生”。但这位做生意的西藏妇女却把钱给了乞讨的孩子们，只让自己在不亏本的情况下略有盈余。突然之间，我的经济假设遭到了这种西藏式行事方式的挑战。
一年前，我在拍摄第二部电影《香巴拉经文》的过程中采访了许多喇嘛，希望他们能够告诉我香巴拉在哪里，如何才能去往这个神秘王国。后来，我有幸同昂钦仁波切大师进行了一次私密会谈。他是西藏密宗格鲁派的一位大师，当时年事已高，身体已经很虚弱，也很少说话。他坐在一个凸起的平台上，周围是摇曳的烛光和缭绕的烟雾。带着寻找香巴拉的疑惑，我问他如何才能找到香巴拉？
昂钦仁波切大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用一种很轻柔的声音解释道：“香巴拉是找不到的。你甚至都不能通过冥想到达香巴拉。只有通过富有同情心的行动，给予他人，我们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可以通过冥想想象未来，但唯有付诸行动才有用。只有通过每个人每天的行动，才能把这个想象变成现实，我们才能抵达香巴拉。没有其他的路径。”
于是，我停下了寻找的步伐。
在西藏拍摄纪录片的三年间，我见过许多人，受他们的启发，我决定开办一个社会企业。我放弃了投资咨询方面的工作，关闭了自己的其他公司。2005年，我搬到拉萨买下一座3层楼的老房子。
这座老房子位于拉萨老城中心的八廊街上，这是围绕大昭寺修建的一条藏传佛教徒的转经要道。每天从早到晚，可以在这里看到来自西藏各地的佛教徒严格地按照顺时针方向在这条路上行走转经。在这里，我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完全西藏式的社会里，生活节奏和传统基本保持完好，就像几百年前一样。
每天清晨我都在窗外的诵经声中醒来。信徒们三三两两地坐在路边向行人化缘，每天看到我都会给他们一些零钱。“乞讨”还是“化缘”，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这一行为，也代表着不同的经济关系。信徒们在小巷里席地而坐，从路人手中接过善款，这样的场景在八廊街随处可见。他们拿到的往往是一点零钱，但他们需要这些钱生存下去。诵经声从清晨持续到深夜。按照西方思维，可能会下意识地给这种行为贴上“乞讨”的负面标签。但这不是乞讨。
诵经是一种服务。在西藏，这种服务从本质上来说与医生或律师提供的服务并无不同。匆匆走过的路人为生活奔波忙碌，可能他们没有时间或者忘记了每日诵经。他们捐出了善款，收获了沿途的诵经声。
在西藏人民看来，这些诵经声可以通过传播正能量来抵御负能量。宗教信仰已经根植于西藏人民的骨血之中，这一点我很理解。生活在青藏高原，面临着恶劣的自然环境、极端的气候变化，人们可能每天都需要面对生死攸关的难题。从实际意义上讲，诵经可以提醒人们小心谨慎、周到行事，进而避免意外发生，这当然比事后去看医生或求助律师更划算。
(编译：谌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