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

（作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

《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这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能够改革成功？创造发展奇迹，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的意义何在？

《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作者：王绍光出版单位：中信出版集团）

一个国家改革发展成功靠什么

如同作者王绍光教授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贯的分析特点，以比较和历史的视野进行研究。在本书中，作者以全球视野，纵观近百年来世界多国所走过的改革开放的道路和历史，通过比较研究证实，改革成功的案例并不多，以此挑战国内外“改革开放万能论”的流行思维。认为该提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缺乏依据。由此带来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作者提出，一个国家的改革开放的成功要有前提条件，什么样的前提条件，这是本书重点论证的核心问题。

国家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在哪里？作者以改革开放后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为典型案例，通过翔实的数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客观记录了从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新中国70年风雨兼程、奋发图强，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从工业国转变为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的现代化之路。作者以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证明，改革开放必须以有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为前提条件，理顺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崛起的脉络，研究一国立足国家发展的基本能力，构建了从“认知”到“反思”的国家能力分析框架。

本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在阐释中国崛起的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作者一边打破西方话语迷思，有力地批驳了一些西方学者不断“唱衰”中国，不断制造各种版本“中国崩溃论”的偏见，一边提出中国学者在知识体系的构建中不能亦步亦趋跟随西方理论，要有对世界和中国问题的独立思考，提出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崛起打破了人类发展史上两个悖论

作者以锐利批判思维剖析了蒙在西方发展奇迹上外表光鲜的“皇帝新装”，指出西方崛起奇迹是建立在几个世纪的军事掠夺、殖民主义、奴隶贸易的黑暗历史基础上。同时，本书也是在一个世界视野中来叙述中国崛起与中国经验，“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他比西方同行们在理论建构上更为谨慎，并没有尝试去构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理论，而是不被特定理论概念所束缚，以科学研究的态度，从国家能力、新中国奠基、新中国前三十年与后十四年、国家计划（规划）、国企、社会政策、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等宏阔的理论视角与历史纵深，用大量的数据、历史事实来论证，说理透彻有力。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52-1978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6.1%，1979-2019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9.4%，同时，中国实现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方位发展。中国已经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与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奇迹。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崛起奇迹不仅仅在于它的速度与规模，更在于它打破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两个发展悖论。

第一，打破了西方强国的掠夺性发展怪圈。西方列强在通过对外掠夺完成发展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在国家强大之后又强化国强必霸的逻辑，利用其霸权地位，对世界进行更加精巧的、系统性的掠夺。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一直在变，但是永恒的主题都是各种类型的霸权争夺战。中国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发展，中国的崛起不但没有输出战争动乱，还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第二，打破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天花板。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有天花板的，是在西方霸权国家所容许的分工体系之内发展，是依附型或者半依附型的发展，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不断打破发展天花板，不但实现了内生自主的发展，而且不断攀上发展的新阶梯，超越了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与实践经验

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在于打破了旧模式的发展悖论，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与现代化路径，在西方式的发展模式出现普遍失效危机中，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本书对中国发展模式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描述与理论探索。世界各国都普遍采用市场化与对外开放的政策，为何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能够实现快速发展奇迹，并形成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经验不但对于中国自身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世界也具有普遍意义。

第一，强大的国家能力。上世纪90年代，在世界范围热衷于小政府思潮中，王绍光就强调国家能力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本书中，他进一步从世界崛起的历史视野中论证国家能力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条件。西方国家的崛起得益于其强大的国家能力，这种能力并没有完全用到正道上，不但被用于促进国内发展，也用于对外扩张，但是今天他们却一脚把发展“梯子”踢开，开始鼓吹政府小型化是“好制度”“好治理”。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如果把发展看成一座大厦的话，国家基础能力就为这座大厦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地基，只有具有强大国家基础能力，才能保证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才能为市场经济的活动与国家的繁荣提供制度基础设施，同时，强大的国家能力特别是强大的国防实力，是保障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前提，是保障国家发展成果不被掠夺的前提。

第二，土地公有制。中国土地公有制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共同基础，保障人民共同福祉的最大公共财富。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乡村发展与稳定的基础，为几亿农民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础，避免了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无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土地的公有制为城镇化、工业化提供了融资机制，为推进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创造了条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土地私有化，受制于发展过程中公共融资工具的缺乏，很难突破发展的投资瓶颈。

第三，较大比重的公有经济。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一定比重的公有经济，中国公有经济比重相对更高，公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能够发挥各自优势，相互补充，携手并进，共同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与活力。国有企业不但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主力军作用，同时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也扮演了主力军作用。较大比重的公有经济使得中国能够更好的保障公共利益，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例如高铁的快速发展与4G信号的普及，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成本，同时，也使得人民能够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

第四，国家计划（规划）制度。新中国的工业化是从“一穷二白”起步的，当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19元，工业比重很低，资本极度匮乏，1952年人均储蓄只有1.5元，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殖民、掠夺等方式来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老路，前三十年，依靠计划体制集中全社会的有限资金来发动与推进工业化，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规划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规划，能够弥补市场失灵，推动发展的更高水平均衡，能够推动国家发展的供需均衡、时间均衡、空间均衡、生态均衡、内外均衡。

第五，保持较高的广义积累率。中国没有走一些发达国家“吃光用光”的高消费、超前消费的老路。中国不仅名义储蓄率高，而且广义积累率高，高储蓄被引入到国家财富的积累，除了用以投入扩大再生产与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也大量的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开发、生态环境的公共财富积累，能够不断积累国家发展财富，持续积累物质资本、生态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等，从而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

第六，政府在发展中更为积极的作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配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不但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有限政府，政府是推动发展的关键一环，中央政府对于市场活动起到战略引领与宏观调控作用，地方政府为市场活动提供发展平台，促进了经济发展。

第七，发展的包容性。中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发展过程吸纳全体人民参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粮食统购统销、农村合作医疗、普及初级教育等方式，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很大程度解决了几亿人民的基本民生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社会政策的作用，民生问题不能完全靠市场和个体力量去解决，要靠个人、集体与国家共同解决，避免了市场完全脱嵌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不但促进了中国社会公平，保障了社会稳定，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中国发展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

第八，立足于国内为主。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就是内向化的发展模式，并达到了很高的文明高度。新中国的发展也没有走西方国家的对外掠夺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主要依靠国市场、国内资源、国内人力与人才实现了持续的发展。中国在加入WTO融入全球化后，积极学习、借鉴全球先进经验，为全球提供中国产品、中国经验的同时，立足于国内为主的发展。中国超大规模的内需，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自主的创新体系，使得中国能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具有更大的发展韧性，能够去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体制。

中国发展模式根本不同于西方的模式，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会成为世界上霸权迭代的历史重演，中国无意取代美国成为任何意义上的霸权国家，中国的崛起不但是和平崛起，还是包容性崛起，不但没有重演历史上世界大国崛起那样输出战争、流血与冲突，还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共同发展机遇，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世界最好的礼物。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王绍光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仿佛开始了一个新的甲子，迎来了新一轮的学术创作高峰，本书就是其中一部的重头戏、重磅作品，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彰显了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不仅有助于世界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