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本主义就像臭氧洞一样,人们往往看不到,也听不到。
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货币极富权力,它是流动的,它在国家和大洲之间、在公司和股市之间流动,来来往往,货币流动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全球化。在各国经济中,产生了各种参股、联合和子公司,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并定义了完全属于它自己的基础框架。没有全球化资本,就没有生意。举例来说,日本头号大银行三菱UFJ银行的金融集团与美国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合作,它成了美国摩根斯坦利银行最大的股东。东方汇理(Amundi)这家资产管理公司属于法国银行帝国——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曾经接纳中国农业银行作为股东。
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分工发展得越充分,相互参股所构成的全球网络越有效益,网眼越细密,对于西方世界的公民而言,这种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就越恐怖。这是一种系统,在这种系统中数万亿资金在自由流动,跨越国界、跨越各行各业;它每天都给企业、给国民经济带来最强的压力。资本变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化,这种国际资本不论肤色、不论宗教信仰,它只关注最低收益和再投资。这种国际化的资本是一种破坏性的、不可治愈的力量。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包括不平等的贸易条件、生产中的环境污染、不确定的工资和很低的社会福利标准,当前也因为有几百万移民。紧跟着“资本”的全球化,“劳动”这一因素的全球化也随之而来。
在世界经济中,资本和数据有如此强大的驱动力,它们能够决定企业的权力,从而也决定企业所在国的权力。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谁拥有这些资本?谁拥有这些数据?这也迫使我们去思考:这个世界属于谁?如今,这些问题变得极为迫切而现实。英国决定脱离欧盟,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Pen)执掌极右翼政党“民族阵线”,以怒气冲冲的亿万富翁形象示人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凡此种种表达了一种感觉:世界的这种发展只是让小团体更加富有。这一切改变了原有价值观的含义,摧毁了迄今为止的经济秩序。金钱的权力决定着政治,即使四年一次大选也几乎不会对此作出任何改变。
我们所观察到的是,各国政策的重新民族化,这不仅仅发生在欧盟和东部国家中。西方最新趋势是“民族与社会相遇”,更极端一点就是“民族的-社会主义的”。 经济的重新民族化可能紧随其后。这有了第一批警告信号。怎么看这种发展呢?
在全球经济中,很少有一个领域像金融业的扩张给人带来如此深刻的印象。1970年,美国在打越南,苏联在大力发展军事武装,前联邦德国则敢于搞更多民主,也包括经济上的民主。在那个年代,世界金融资本的水平与地球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水平一致。然而1971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决定,美元与现有黄金储备脱钩,国家之间可以相互自由负债,钱钱交易随之爆发了。统计数字表明,1980年世界金融资本总额为12万亿美元,商品生产量是11万亿美元。1990年,世界金融资本总额已经是56万亿美元,实体经济只有23.3万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这似乎还算理性。 到了2000年,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比例是119万亿对33.3万亿。金融市场数额几乎达到了商品与服务市场数额的3倍。
今天的金融业务量几乎是商品生产量的4倍。全球国债、信贷、股值、贷款的总额大约是270万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的是实体经济总量为超过73万亿美元,而且实体经济或多或少在滞涨。未来金融业务量对实体经济的比例将会更高。在世界经济史上,金融市场从未发挥过这样的主导作用。
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没有带来任何改变,而且金融力量的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换句话说,那些人,世界属于他们,他们在金钱中游泳,对他们而言,满地都是黄金。货币政治家在一些重要的中央银行中每采取一次扩张措施,包括每一次降息、每一次国库券发放,本来就多维度的金融资本就会再一次膨胀壮大。
这简直太明显不过了。这些资本仅仅在金融业中循环,它们仅仅供养着金融资本业。在过去的25年中,即使这些资本确实流入了实体经济,却更经常地被实体经济用来在股市回购自己的股份,这种做法再次使股票指数冲高。或者,这些资本被用来支付公司并购和接管,使得在世界资本主义中企业的集中化程度继续提高,新的企业经营活动并没有产生。有一个实例,2016年德国拜耳集团以66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孟山都。今天,百威英博啤酒集团控制着大约30%的世界市场,孟山都控制着种子市场的26%(拜耳持有30%),雀巢和荷兰JDE共同瓜分世界咖啡市场的40%,嘉能可控制着60%的世界原料贸易,四家公司集团分享大企业的经济审计市场,万豪集团占有世界最重要酒店集团的一半,陆逊梯卡公司制造全球大多数的眼镜架。毫无边界的货币增量导致企业的高度集中,而世界对这一点还没有看清楚。
如果说,这是金融世界的凯旋路,那么这个胜利凯旋与官方正规银行的关系越来越少。自2008年以来,正规银行受到来自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正规银行也已经不能再充当世界的管控机构角色了。这场凯旋更多与“影子银行”的那些繁茂丛生的高管相关。所谓影子银行,就是各式各样的金融机构,现在它们在做普通银行所做的业务,比如发放贷款、支付房产或者做公司生意。对于新资本主义的疯狂世界而言,传统银行职员,尤其是欧洲的传统银行职员就像是一种银行官员,他必须注意那么多规定,以至于失去了生意机会;他必须为自己的银行组织自有资本,以便使雷曼兄弟银行或者德意志银行之类的赌博不会发生,然后他就将赌博和投机资本主义留给所有那些很少受到整顿的人。
世界属于一个类似拉里·芬克的人,他掌管着黑岩,黑岩的投资资本几乎有5万亿美元。这世界并不属于约翰·克莱恩(John Cryan),他的德意志银行慢慢地变得资本不充足,越来越直接依赖于黑岩的意志,黑岩是他最大的股东之一。2016年春天,在一次投资者会议上,克莱恩称芬克是世界流动资金的“最后一级机构”,已经超过了中央银行的位置。这世界也属于一个叫史蒂夫·施瓦茨曼的人,他的金融公司黑石已发展成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拥有者。
在这种金融资本主义中,人们要的永远是获取更多,人们并不要受损的市场。这个市场因零利息甚至负利息而受到牵累,这把投资国库券变成了幸运游戏一样。专家们将一切比市场平均值更好的东西都称作“阿尔法收益”,在一个行业中为寻找尽可能多的“阿尔法收益”使许多人躁狂。一位德国经济界重要的监事会成员说:“压力总是来自投资人。”投资人越来越强调寻找“阿尔法收益”:“管理人选对了吗?要不要更换管理人呢?我们需要并购吗?”
270万亿美元,世界金融资产的总额——这是全球化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数字。与此相关,风险发生的几率也越来越大。在新经济风潮(2000年)和雷曼兄弟银行的烛心融化(2008年)之后,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发生另一场灾难,那就是整个体系的崩溃。至少有一些趋势,这很值得人深思。
趋势1:1995-2005年,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增长率超过了300%。资产管理公司共有74万亿美元可供使用,仅这一项就已是世界货物和服务生产的总量。该行业中的十大巨头所拥有的资本超过了2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甚至比美国企业500强的股值总和还要多一点,而欧盟所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才只有16万亿美元。那几家为数不多的美国大资产管理公司,在这个世界上的大资本公司中作为大股东出现,他们经常是最大的股东。这是一种新的垄断,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
趋势2:公共资本在世界资本市场的意义迅速提高了,而且会继续提高。在过去20年中,大部分国有的国家养老基金的投资基金从8万多亿增加到了36万亿,是原来的4倍。在这期间,国家基金又从5000亿美元增加到了7.25万亿美元。从这一资金源泉中有大量金融资本流出,被用于最大胆的政治目标。国家资本管理者试图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就是通过他们的投资提高国民的资产,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要为退休人员提供足够的资金储备。但是,他们经常只在最远的地方挣得收益,正如那些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一样,他们如何用钱赚钱,这些国家基金也如何使钱生钱。这些富翁们就是行话中所说的“高净值人士”(100万美元以上),或者“超高净值人士”(3000万美元以上)。
趋势3:财富分配不平等,尤其在非洲和印度非常明显。在那里,上层社会人士只占社会总人口的1%,却拥有全社会资产的47.2%或者53%。这个数字在北美(36.7%)和欧洲(32.2%)还不是那么高,但是也已经够高了
终有一天,对大数据的拥有权会形成新的权力体系,正如对金钱的拥有权一样。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数据早就已经被推到了“资本”那一边,数据甚至是“新”的资本。这世界也属于那些人,正如来自美国西部的四大公司一样(谷歌、亚马逊、脸书和苹果),那些拥有数字经济和与之相关的价值创造能力的人,他们可以与那些对冲基金计划抗争,并确定自己的标准,而且他们要把自己的标准带进世界中去。作为规律,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把两者结合起来,谁能用数据吸引资本,谁就会崛起。华尔街和硅谷是这个标准的密码。
这种盎格鲁-萨克逊式金融资本主义的驱动器,是雇员和被保险人的养老退休保险金所产生的几十亿和千万亿资本,这是通过退休基金和保险集团来投资的。在世界市场上,这类“预防资本主义”遇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基金、国家参股和工业帝国的巨大资产。所有这些资本都有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在我们眼前上演着的是一场全球分配大战,是在世界范围中争取最佳地位的角逐。
大众集团是欧洲最大的工业企业,它目前陷入重重困难。关于大众,各方纷纷扰扰、争执不断,这实际上是战场,正上演着这些权力战争,发生着各种文化之间的经济混战。在这里,所有那些利益集团都相遇了,他们要打得头破血流,无非就为了努力争取让这世界属于它们。这些利益集团包括:一个家族(甲壳虫发明者的继承人)、战略性国家资本(这里是下萨克森州)、工会和投资基金结盟(比如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或者卡塔尔投资局)、资产管理商(比如黑岩和安联),以及全球投资人。围绕大众汽车公司上演的资本战争大戏,可以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教科书。
这世界属于谁?从历史上看,世界首先属于那些军事征服者,他们创造了权力,吞并异国领土,实施经济剥削;他们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推广传播他们的文化。随着军事权力的扩张,贸易关系逐步增强,这使商人更加富有。战争和财富是联盟伙伴,海路的控制权是通过强大的海军获得的,于是各大帝国纷纷建立海军。从历史上看,庞大的资产都产生于贸易、发放贷款或者拥有土地,其后果是对农业经济或对土地资源的剥削。举例来说,几百年来,佛罗伦萨的豪门贵族富雷斯可巴第家族(Frescobaldi)一直是大地主,直到今天他们仍然生产葡萄酒。他们曾经发放贷款,借贷的人既有英国国王如亨利八世,也包括教会的主教们。
19世纪的征服者就是那些工业先驱们,他们沿着河流定居,比如在莱茵河畔定居,河水可以用来生产药品;比如在巴塞尔,定居的家族包括霍夫曼家族、罗氏家族、山度士家族、嘉基家族(Geigy)和克拉维尔家族(Clavel)。工业先驱的家族更喜欢定居美国。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逐步上升为西方世界的领导力量。1837年4月17日,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在美国出生,他和一些大工业家如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AndrewCarnegie)和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Vanderbilt)一起,主张建立大企业集团,这些工业集团应该控制经济,并因此使美国上升为全球经济大国。他们代表了美国的“黄金时代”的范德比尔特建造了铁路线,卡耐基锻造了钢铁,洛克菲勒用原油创造了超大规模的能源企业,后来这家巨型企业因为新的反卡特尔法而被分解。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留给纽约市和美国的银行包括JP摩根大通银行、摩根斯坦利银行和一家艺术品收藏馆,馆内藏品包括艺术大家提香(Tizian Vecellio)的名画。在他那个时代,摩根拥有一种至高的权力,今天甚至金融业最大的那些金主都不可能拥有他那样的权力。正是这位摩根先生,收购了卡耐基的钢铁厂,并锻造了美国钢铁。1907年,美国发生银行业危机,摩根这位磁石般的金融家把自己的巨额私人资本投入到金融系统中,并促使其他银行家和他一起行动,从而度过了金融危机。几年之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成立了,这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但这家中央银行有私人所有者。很清楚,以私人资本拯救类似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一次不可能再有。
本文选摘自《谁拥有世界》(【德】汉斯-尤根·雅各布斯 著,吕巧平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