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渔村少年到联合国副秘书长级官员,他的联合国之路堪比打怪升级

来源:中国日报网
2020-02-14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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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足迹踏遍五大洲100多个国家

看遍世间的人情冷暖

亲眼目睹泰国公主的音容笑貌

耳边也响起过难民无助的哀嚎

住过宽敞明亮的海景房

也去过荒山野岭的偏远乡村

看这亚子,小编猜他是某位“网红”旅游博主?

或者,是一位“宝藏”摄影师?

   

再不然,只是因为世界那么大,他想去看看?

偏偏都不是。

那些经历,只是他本职工作的冰山一角。

他,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级别与联合国副秘书长相当,是当时中国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任职最高的官员。

联合国原副秘书长沙祖康,称他为“中国人的骄傲

科学技术部原部长徐冠华,说他有“一颗伟大的心灵

能让这两位打出五星好评的人,就是何昌垂。

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何昌垂博士

这些年,随着国力提升,中国选派了不少官员到联合国任职。

然而,他可不是被钦定的天选之子。

从竞聘联合国职务起,他就一步一个脚印,历经P5(处长)到D1(副司长)、D2(司长)、ASG(助理秘书长)及USG(副秘书长)各个级别,整整干了25年!

别看他正襟危坐,在联合国,他也当过“吃瓜群众”;平日工作,他直言不讳,敢于正面硬刚,十分硬核;二十五年国际组织工作,他成就斐然;但他也做过“小白”,犯过小错。

如果你问,何昌垂能一路走到联合国,靠的是什么?

他会说,“我属牛,我有的是韧劲儿”。

“我属牛,有的是韧劲儿”

1949年是牛年。

“一把剪刀,用开水烫一下,拿块儿干净的布擦一擦”,那年,何昌垂就这样被母亲剪断脐带,在福建福清的小渔村出生。

父亲病重,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九个孩子拉扯大,生活十分不易。

何昌垂母亲(前排中)和何昌垂(后排右一)部分兄妹

童年的艰苦磨砺,塑造了他的顽强坚韧。

“文革”时期,年仅19岁的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农村插队。为了不荒废时光,他做过木匠,培育过白木耳,还加入当地文艺宣传队,为村民演样板戏。甚至,他还做了两年牙医学徒。

但是,他心中一直怀揣着“大学梦”。业余时间,他便用从图书馆捡来的高中教材,自学物理和数学,背英语单词,凡是有书就借来看。

随着国家高等教育陆续恢复,1972年,他参加高考,成绩优异,被福州大学录取,学习物理无线电专业

1975年大学毕业后,何昌垂来到中科院地理所工作。

那时,中国遥感研究刚刚起步,他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为了与国际遥感研究接轨,他必须阅读大量英语文献,恶补相关知识。

但是那个年代,大家的英语底子都不好。为克服挑战,他借来图书馆那本破旧的《英汉大词典》,啃下一篇篇专业论文,翻译了10余万字遥感文献。

这还不算,考虑到今后可能需要面对面交流,他还找来了一台破旧的老式留声机,靠听唱片苦练英文发音。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英语水平进步神速。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78年中科院争取到唯一一个公派留学名额,何昌垂凭借“独一份”的英语能力,脱颖而出,于1979年前往荷兰留学,顺利成为“第一个遥感留学生”,羡煞众人。

1980 年,荷兰国际航天测量与地学学院,左一:何昌垂

1982年归国不久,他便接受调令,步入国家科委,从事科研管理。

从研究到管理,跨度不可谓不大。应对新挑战,他向科委老前辈虚心请教,刻苦学习管理技术,工作常常“早八晚七”。凭借这份坚韧和努力,在任期间,他连升三级,成为国家科委最年轻的局级干部。

那之后,集管理经验、专业技能、国际背景于一身的他,顺理成章地踏上了联合国之路。

“是个狼人”

1988年,39岁的何昌垂成为联合国亚太地区遥感项目主任。本以为专心搞好技术就行,但他没想到,联合国的工作居然不按套路出牌,让他当了回“吃瓜群众”。

当年,何昌垂为遥感项目争取到了一个正式编制。他想把职务给孟加拉国的乔杜里博士,后者不仅工作效率高,而且是遥感专家,正是项目亟需。

1995年,在新加坡,何昌垂(中)与助手乔杜里博士(右)在起草工作组会议报告

意外的是,由于孟加拉国籍职员数量超标,何昌垂的推荐被驳回了。

正当他苦思冥想候选人时,一位不速之客悄然而至。

原来是管理层的秘书,此人平时一声不吭,现在却像打了鸡血一样,向何昌垂推荐人选。

他“发动”了两个技能:

第一,糖衣炮弹,告诉何昌垂,管理层可以给他的项目多多拨款。

第二,笑里藏刀,暗示X国政府已经“打了招呼”,迫切希望X国的Y博士获得编制。

呵。

听罢,何昌垂只好露出微笑。

原来这位被推荐的Y博士“上面有人”!

其实,何昌垂和Y博士私下很熟,她工作勤勉,是人口专业名校博士。但是,遥感项目需要独当一面的遥感专家,凭这一点,她必须被pass掉。

   

然而此时,部门的老同事也纷纷来劝何昌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成为众矢之的,省得惹上麻烦。

到底是坚持原则、公平公正,还是按上面意思办事、左右逢源?

何昌垂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他告诉秘书处,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起用Y博士,并要求立刻启动公开招聘程序。

此举一出,不少同事都觉得他太“愣”。

你或许不知道,联合国的公开招聘,过程十分漫长,招一个人有时要花两三年。缺人之际,何昌垂还是执意如此,他可真“是个狼人”。

最后,他总算招到了一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遥感专家,结束了这场风波。

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说,

人事问题一向是国际组织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决策者往往需要权衡考虑各种因素,如专业需要、政治压力、竞争力等等。实事求是的说,这件事让我得罪了不少人,其中还有我的朋友。我在联合国第一次闯过了一个不容易过的人事关,个中滋味冷暖自知”。

国际江湖中的高光时刻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身处国际江湖,“刀光剑影”在所难免。

但是,尽管麻烦不断找上门来,何昌垂都能一一化解,在联合国生涯中,数次迎来高光时刻。

1999年,第一场由中国科技界举办的“国际数字地球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声势浩大。

如今,国际地球数字会议已连续召开十届 图源:中国科学院官网

彼时,何昌垂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担任处长,正代表粮农组织参会。

中方希望会议能够通过一个《北京宣言》,产生实质影响。然而,大部分参会代表都表示很难支持。因为他们在出发之前并没有得到上级部门的授权,无法擅作主张。

会议陷入僵局。

此时,中科院老领导找到了何昌垂,希望他帮助解围。

何昌垂一口答应了下来。

当时,他想到了国际谈判“冲突解决”的三板斧

一是坚持己见;二是回避退让;三是折中。

冷静思考后,他发现只有最后一种办法才有希望弥合双方分歧。

在“非正式磋商小组”会议上,他先是拉近与大家的距离,说“我跟大家一样,都对‘代表谁’这个问题感到纠结”。

而后,他果断避开争议焦点,说“作为科学家、工程师,我们都希望努力推进数字地球的发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从而逐步引导大家讨论宣言草案的实质内容。

对内容达成共识后,会场气氛热烈,他趁机抛出问题解决方案:将草案中的“各国代表”字眼删除,替换为“科学家、技术人员”等与会人员的个人身份。

最终,大家欣然接受了折中方案。

那次,何昌垂不仅化解了会议僵局亲自促成《北京宣言》的达成,更让所有参会人员带回实质成果,助推各国的数字地球事业

2010年,全球粮食危机尚未消除,粮食安全亟需国际社会关注。

多方面因素造成世界粮食危机愈演愈烈 图源:中国经济网

粮农组织总干事决定,要在2010年6月底前,在全球征集一百万人请愿签名,共同应对危机、抗击饥饿。然而,距ddl只有不到3个月,仅有十几万人签名。

时间紧迫,总干事想到了五星好评的何昌垂。

彼时,何昌垂刚刚出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级别与联合国副秘书长相当。

才一上任,他就接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他脑洞大开,一句历史名言突然上线——“农村包围城市”

没错,活动之所以进行缓慢,是因为之前仅仅关注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忽视了深受贫困饥饿折磨的农民。

借鉴中国经验,立刻调整工作重点,充分动员各地区分部,给他们“注入能量”,让他们结合实地情况制定战略,打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

2010年3月,粮农组织总部,何昌垂(右)在 “百万签名抗击饥饿”视频电话会上,向地方负责人做动员报告 (左为办公厅主任哈斐·勒俊)

不到三个月,各地签名如雪花般涌来,签名总数很快突破百万。

据后来统计,这场活动最终赢得330万签名!

其实,数字多少已经不再重要,背后的改变才更为关键:

泰国大学生开始关注粮食安全,孟加拉国越来越多志愿者抗击饥饿,印度尼西亚逐步普及水稻除虫知识……

在国际治理中融入中国智慧,何昌垂终在联合国舞台大放异彩。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二十五年国际组织生涯,何昌垂既能在国际谈判场上纵横捭阖,也能在处理危机时应付裕如,是一名成熟的联合国官员。

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他也曾是一名“小白”,甚至在重要场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记得有次,何昌垂担任一场国际研讨会的主持。

当天上午十点是茶歇时刻。

他从容地宣布休会,“Let’s break down for tea”。

当时,他心里还有点小高兴,因为这句话不是照稿念的,而是他临时开了个“脑洞”想出来的,以为优雅自然。

意外的是,他话音刚落,大家竟然哄堂大笑。

他想或许自己没说清楚,于是就又高声重复了一遍。

没想到,这次大家笑得更“嗨”了。

What?太迷惑了!

何昌垂心里画了几个大问号,完全摸不着头脑。

此时,他身旁一位老哥悄声提醒他,不是“break down”(破坏),是“break up”(暂停)。

何昌垂这才恍然大悟,他这个会议主席不但没让大家中场休息,竟然带头“破坏”大会!

他立刻说了句“break up”(暂停),勉强找补了回来。

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感到异常尴尬,脸上一阵热,后悔自己犯了低级错误”。

那之后,何昌垂一直坚持苦学英语,一份英文报告能改十几次,虽然一些小错仍在所难免,但他已经比当时成熟许多。

 

联合国原副秘书长沙祖康说,“一个优秀的国际公务员需要不断学习和磨炼,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善于从失误中不断总结和完善”。

何昌垂正是这样的人。

“无尽的遗憾”

第一个获得联合国大学奖学金的中国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副总干事,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任职最高的官员……一路走来,何昌垂身上光环颇多。

但夺目光芒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往事

1999年7月30日,何昌垂正在维也纳参加一场重要的国际会议。

大会讨论时,他的助手突然递给了他一张条子。

上面竟写着他的母亲病重,时日无多,希望能见他一面。

没多想,他立刻叫秘书订了回国机票。

回老家后,他才得知母亲竟患了食道癌。他马上联系北京的医生,商议治疗方案,为母亲安排住院事宜,料理完这些,他不得不匆匆赶回罗马工作。

当年11月,他又临时请了三天假回家看望母亲。当时,母亲已经非常消瘦,脸色惨白。

母亲对何昌垂说,她很想为他再亲手做一碗米丸汤,那是他小时候最爱吃的。但那时,她只能无助地自责道,“我恐怕再也不能做任何东西给你吃了”。

听罢,何昌垂心如刀割。

临行前一早,母亲拉着他的手,两眼噙满泪花,细声哽咽后,忍不住哭出声来。

他知道,这一去恐怕再也见不到母亲了。

他含着泪,轻轻地吻了一下母亲,而后踏上返回罗马的飞机。

没想到,当天晚上9点多,他就接到妻子的电话,母亲在他离开老家两个钟头后就走了。

那晚,他一夜没睡。他特别懊悔,自己怎么就不能多待上几个小时,送母亲最后一程?难道那天不回罗马工作,联合国就会关门?

可有时,生活就是充满无奈。

那一走,便留下了无尽的惆怅、遗憾和一辈子的自责……

尾声

2013年何昌垂从联合国退休,结束了20余年国际组织生涯。

回国后,他成为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为学生开班授课。除了北大,他还应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一些著名高校邀请,将他在联合国工作的宝贵经验传授给更多有志之士。

2018 年,何昌垂(前排右 6)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教授(前排左 6)和全球治理培训班学员合影

回首他这一生,从海畔渔村到都市求学,从中国科学院到国家科委,从联合国“小白”到联合国副秘书长级官员,其间的磕绊与奋起、成就与遗憾都令人感慨不已。

今年,70岁的他为自己写了本自传,将这些独特的人生经历一一记录。

“生命仍在继续,心灵依旧四方”,他在后记中如是说。

我们也真诚祝福他在古稀之年再次出发,开启人生新篇章!

 

《我的联合国之路》何昌垂著,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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