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渔村少年到联合国副秘书长级官员，他的联合国之路堪比打怪升级

他，

足迹踏遍五大洲100多个国家

看遍世间的人情冷暖

亲眼目睹泰国公主的音容笑貌

耳边也响起过难民无助的哀嚎

住过宽敞明亮的海景房

也去过荒山野岭的偏远乡村

看这亚子，小编猜他是某位“网红”旅游博主？

或者，是一位“宝藏”摄影师？

   

再不然，只是因为世界那么大，他想去看看？

偏偏都不是。

那些经历，只是他本职工作的冰山一角。

他，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级别与联合国副秘书长相当，是当时中国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任职最高的官员。

联合国原副秘书长沙祖康，称他为“中国人的骄傲”

科学技术部原部长徐冠华，说他有“一颗伟大的心灵”

能让这两位打出五星好评的人，就是何昌垂。

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何昌垂博士

这些年，随着国力提升，中国选派了不少官员到联合国任职。

然而，他可不是被钦定的天选之子。

从竞聘联合国职务起，他就一步一个脚印，历经P5(处长)到D1(副司长)、D2(司长)、ASG(助理秘书长)及USG(副秘书长)各个级别，整整干了25年！

别看他正襟危坐，在联合国，他也当过“吃瓜群众”；平日工作，他直言不讳，敢于正面硬刚，十分硬核；二十五年国际组织工作，他成就斐然；但他也做过“小白”，犯过小错。

如果你问，何昌垂能一路走到联合国，靠的是什么？

他会说，“我属牛，我有的是韧劲儿”。

“我属牛，有的是韧劲儿”

1949年是牛年。

“一把剪刀，用开水烫一下，拿块儿干净的布擦一擦”，那年，何昌垂就这样被母亲剪断脐带，在福建福清的小渔村出生。

父亲病重，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九个孩子拉扯大，生活十分不易。

何昌垂母亲（前排中）和何昌垂（后排右一）部分兄妹

童年的艰苦磨砺，塑造了他的顽强坚韧。

“文革”时期，年仅19岁的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农村插队。为了不荒废时光，他做过木匠，培育过白木耳，还加入当地文艺宣传队，为村民演样板戏。甚至，他还做了两年牙医学徒。

但是，他心中一直怀揣着“大学梦”。业余时间，他便用从图书馆捡来的高中教材，自学物理和数学，背英语单词，凡是有书就借来看。

随着国家高等教育陆续恢复，1972年，他参加高考，成绩优异，被福州大学录取，学习物理无线电专业。

1975年大学毕业后，何昌垂来到中科院地理所工作。

那时，中国遥感研究刚刚起步，他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为了与国际遥感研究接轨，他必须阅读大量英语文献，恶补相关知识。

但是那个年代，大家的英语底子都不好。为克服挑战，他借来图书馆那本破旧的《英汉大词典》，啃下一篇篇专业论文，翻译了10余万字遥感文献。

这还不算，考虑到今后可能需要面对面交流，他还找来了一台破旧的老式留声机，靠听唱片苦练英文发音。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英语水平进步神速。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78年中科院争取到唯一一个公派留学名额，何昌垂凭借“独一份”的英语能力，脱颖而出，于1979年前往荷兰留学，顺利成为“第一个遥感留学生”，羡煞众人。

1980 年，荷兰国际航天测量与地学学院，左一：何昌垂

1982年归国不久，他便接受调令，步入国家科委，从事科研管理。

从研究到管理，跨度不可谓不大。应对新挑战，他向科委老前辈虚心请教，刻苦学习管理技术，工作常常“早八晚七”。凭借这份坚韧和努力，在任期间，他连升三级，成为国家科委最年轻的局级干部。

那之后，集管理经验、专业技能、国际背景于一身的他，顺理成章地踏上了联合国之路。

“是个狼人”

1988年，39岁的何昌垂成为联合国亚太地区遥感项目主任。本以为专心搞好技术就行，但他没想到，联合国的工作居然不按套路出牌，让他当了回“吃瓜群众”。

当年，何昌垂为遥感项目争取到了一个正式编制。他想把职务给孟加拉国的乔杜里博士，后者不仅工作效率高，而且是遥感专家，正是项目亟需。

1995年，在新加坡，何昌垂（中）与助手乔杜里博士（右）在起草工作组会议报告

意外的是，由于孟加拉国籍职员数量超标，何昌垂的推荐被驳回了。

正当他苦思冥想候选人时，一位不速之客悄然而至。

原来是管理层的秘书，此人平时一声不吭，现在却像打了鸡血一样，向何昌垂推荐人选。

他“发动”了两个技能：

第一，糖衣炮弹，告诉何昌垂，管理层可以给他的项目多多拨款。

第二，笑里藏刀，暗示X国政府已经“打了招呼”，迫切希望X国的Y博士获得编制。

呵。

听罢，何昌垂只好露出微笑。

原来这位被推荐的Y博士“上面有人”！

其实，何昌垂和Y博士私下很熟，她工作勤勉，是人口专业名校博士。但是，遥感项目需要独当一面的遥感专家，凭这一点，她必须被pass掉。

   

然而此时，部门的老同事也纷纷来劝何昌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成为众矢之的，省得惹上麻烦。

到底是坚持原则、公平公正，还是按上面意思办事、左右逢源？

何昌垂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他告诉秘书处，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起用Y博士，并要求立刻启动公开招聘程序。

此举一出，不少同事都觉得他太“愣”。

你或许不知道，联合国的公开招聘，过程十分漫长，招一个人有时要花两三年。缺人之际，何昌垂还是执意如此，他可真“是个狼人”。

最后，他总算招到了一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遥感专家，结束了这场风波。

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说，

“人事问题一向是国际组织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决策者往往需要权衡考虑各种因素，如专业需要、政治压力、竞争力等等。实事求是的说，这件事让我得罪了不少人，其中还有我的朋友。我在联合国第一次闯过了一个不容易过的人事关，个中滋味冷暖自知”。

国际江湖中的高光时刻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身处国际江湖，“刀光剑影”在所难免。

但是，尽管麻烦不断找上门来，何昌垂都能一一化解，在联合国生涯中，数次迎来高光时刻。

1999年，第一场由中国科技界举办的“国际数字地球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声势浩大。

如今，国际地球数字会议已连续召开十届 图源：中国科学院官网

彼时，何昌垂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担任处长，正代表粮农组织参会。

中方希望会议能够通过一个《北京宣言》，产生实质影响。然而，大部分参会代表都表示很难支持。因为他们在出发之前并没有得到上级部门的授权，无法擅作主张。

会议陷入僵局。

此时，中科院老领导找到了何昌垂，希望他帮助解围。

何昌垂一口答应了下来。

当时，他想到了国际谈判“冲突解决”的三板斧：

一是坚持己见；二是回避退让；三是折中。

冷静思考后，他发现只有最后一种办法才有希望弥合双方分歧。

在“非正式磋商小组”会议上，他先是拉近与大家的距离，说“我跟大家一样，都对‘代表谁’这个问题感到纠结”。

而后，他果断避开争议焦点，说“作为科学家、工程师，我们都希望努力推进数字地球的发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从而逐步引导大家讨论宣言草案的实质内容。

对内容达成共识后，会场气氛热烈，他趁机抛出问题解决方案：将草案中的“各国代表”字眼删除，替换为“科学家、技术人员”等与会人员的个人身份。

最终，大家欣然接受了折中方案。

那次，何昌垂不仅化解了会议僵局、亲自促成《北京宣言》的达成，更让所有参会人员带回实质成果，助推各国的数字地球事业。

2010年，全球粮食危机尚未消除，粮食安全亟需国际社会关注。

多方面因素造成世界粮食危机愈演愈烈 图源：中国经济网

粮农组织总干事决定，要在2010年6月底前，在全球征集一百万人请愿签名，共同应对危机、抗击饥饿。然而，距ddl只有不到3个月，仅有十几万人签名。

时间紧迫，总干事想到了五星好评的何昌垂。

彼时，何昌垂刚刚出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级别与联合国副秘书长相当。

才一上任，他就接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他脑洞大开，一句历史名言突然上线——“农村包围城市”

没错，活动之所以进行缓慢，是因为之前仅仅关注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忽视了深受贫困饥饿折磨的农民。

他借鉴中国经验，立刻调整工作重点，充分动员各地区分部，给他们“注入能量”，让他们结合实地情况制定战略，打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

2010年3月，粮农组织总部，何昌垂（右）在 “百万签名抗击饥饿”视频电话会上，向地方负责人做动员报告 (左为办公厅主任哈斐·勒俊)

不到三个月，各地签名如雪花般涌来，签名总数很快突破百万。

据后来统计，这场活动最终赢得330万签名！

其实，数字多少已经不再重要，背后的改变才更为关键：

泰国大学生开始关注粮食安全，孟加拉国越来越多志愿者抗击饥饿，印度尼西亚逐步普及水稻除虫知识……

在国际治理中融入中国智慧，何昌垂终在联合国舞台大放异彩。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二十五年国际组织生涯，何昌垂既能在国际谈判场上纵横捭阖，也能在处理危机时应付裕如，是一名成熟的联合国官员。

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他也曾是一名“小白”，甚至在重要场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记得有次，何昌垂担任一场国际研讨会的主持。

当天上午十点是茶歇时刻。

他从容地宣布休会，“Let’s break down for tea”。

当时，他心里还有点小高兴，因为这句话不是照稿念的，而是他临时开了个“脑洞”想出来的，以为优雅自然。

意外的是，他话音刚落，大家竟然哄堂大笑。

他想或许自己没说清楚，于是就又高声重复了一遍。

没想到，这次大家笑得更“嗨”了。

What？太迷惑了！

何昌垂心里画了几个大问号，完全摸不着头脑。

此时，他身旁一位老哥悄声提醒他，不是“break down”（破坏），是“break up”（暂停）。

何昌垂这才恍然大悟，他这个会议主席不但没让大家中场休息，竟然带头“破坏”大会！

他立刻说了句“break up”（暂停），勉强找补了回来。

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感到异常尴尬，脸上一阵热，后悔自己犯了低级错误”。

那之后，何昌垂一直坚持苦学英语，一份英文报告能改十几次，虽然一些小错仍在所难免，但他已经比当时成熟许多。

 

联合国原副秘书长沙祖康说，“一个优秀的国际公务员需要不断学习和磨炼，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善于从失误中不断总结和完善”。

何昌垂正是这样的人。

“无尽的遗憾”

第一个获得联合国大学奖学金的中国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副总干事，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任职最高的官员……一路走来，何昌垂身上光环颇多。

但夺目光芒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往事。

1999年7月30日，何昌垂正在维也纳参加一场重要的国际会议。

大会讨论时，他的助手突然递给了他一张条子。

上面竟写着他的母亲病重，时日无多，希望能见他一面。

没多想，他立刻叫秘书订了回国机票。

回老家后，他才得知母亲竟患了食道癌。他马上联系北京的医生，商议治疗方案，为母亲安排住院事宜，料理完这些，他不得不匆匆赶回罗马工作。

当年11月，他又临时请了三天假回家看望母亲。当时，母亲已经非常消瘦，脸色惨白。

母亲对何昌垂说，她很想为他再亲手做一碗米丸汤，那是他小时候最爱吃的。但那时，她只能无助地自责道，“我恐怕再也不能做任何东西给你吃了”。

听罢，何昌垂心如刀割。

临行前一早，母亲拉着他的手，两眼噙满泪花，细声哽咽后，忍不住哭出声来。

他知道，这一去恐怕再也见不到母亲了。

他含着泪，轻轻地吻了一下母亲，而后踏上返回罗马的飞机。

没想到，当天晚上9点多，他就接到妻子的电话，母亲在他离开老家两个钟头后就走了。

那晚，他一夜没睡。他特别懊悔，自己怎么就不能多待上几个小时，送母亲最后一程？难道那天不回罗马工作，联合国就会关门？

可有时，生活就是充满无奈。

那一走，便留下了无尽的惆怅、遗憾和一辈子的自责……

尾声

2013年何昌垂从联合国退休，结束了20余年国际组织生涯。

回国后，他成为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为学生开班授课。除了北大，他还应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一些著名高校邀请，将他在联合国工作的宝贵经验传授给更多有志之士。

2018 年，何昌垂（前排右 6）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教授（前排左 6）和全球治理培训班学员合影

回首他这一生，从海畔渔村到都市求学，从中国科学院到国家科委，从联合国“小白”到联合国副秘书长级官员，其间的磕绊与奋起、成就与遗憾都令人感慨不已。

今年，70岁的他为自己写了本自传，将这些独特的人生经历一一记录。

“生命仍在继续，心灵依旧四方”，他在后记中如是说。

我们也真诚祝福他在古稀之年再次出发，开启人生新篇章！

 

《我的联合国之路》何昌垂著，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