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欧洲地图，德国与俄罗斯之间，是一片被称作中欧的土地。
这个区域的地形高度复杂。向北，一片几乎没有高山阻隔的广阔平原从德国北部穿过波兰，一路向东延伸至东欧腹地，与俄罗斯连起来；向南，阿尔卑斯山与喀尔巴阡山在大陆腹地隆起，多瑙河穿行其间，山脉、盆地与河谷把这里分割成一个个小碎块。
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曾说过“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居住在中欧这块土地上的人，很自然地受到了地形的影响。北边的平原上主要居住着波兰人，在南部的小块土地上则分布着从欧亚草原策马而来的马扎尔人、在阿尔卑斯山谷间耕牧生活的斯洛文尼亚人、在多瑙河低地精耕细作的斯洛伐克人、兼具航海和农耕传统的克罗地亚人、耕作放牧的罗马尼亚人、有着悠久手工业和制造业传统的捷克人等等，中欧被称为全欧洲民族分布最为复杂的地方。
几个世纪来，这些人说着不同语言、遵循着不同的法律与传统在这片并不算广阔的土地上交错生活，相互之间有激烈的战争也有友好的融合。而且这里没有海洋将它与东西两侧的大国隔开，也很少有一道山脉能够把整个地区保护起来，开放的地理导致来自海上和陆地上的大国势力屡屡干涉这里，让中欧一次又一次成为帝国相遇、大国角力和民族迁徙的十字路口。
欧洲的文献提到这里，最常用的词就是“一地碎片”。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曾经这么形容这里：
从波罗的海到爱琴海，整个中欧地带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小国……
一地碎片间诞生的联合集团
但就在这一地碎片中，神奇地诞生了一个合作机制。四个地理上紧密相连的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匈牙利——组成了一个四国集团，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持续保持了经济与外交政策上的有效协调，共同应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局势。
这个集团的成立要追溯到1991年，那是一个对中欧来说危机四伏的年份。在东边，前苏联自身的改革走入了死胡同，受其影响的东欧各国也出现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呼声，一不小心就可能演变为动荡，并有导致国际安全机制崩塌的风险；在西边，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屹立在欧洲政治舞台上，而且多年冷战形成的坚冰也没有太多要消融的迹象。
原籍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如此描述中欧的历史处境：
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的历史“动荡而破碎”，这些民族“一边是德国人，一边是俄罗斯人”，长期夹在两个大国之间求得生存。
1991年，已经将近半个世纪没有过战争的中欧不得不重新面对这个古老的问题：外有大国，内部却是一个个彼此分立的中小国家。那种曾长期困扰这片土地的不安全感，一时间又回来了。
面对东西两方面的地缘政治压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国领导人于当年二月在匈牙利小城维谢格拉德（Visegrád）会晤，签署协议并宣布将推动经济一体化并进行对外政策协调，力争在可预见的动荡中把损失降到最小。
他们的会晤来得太及时了——仅仅两个月后，前苏联的加盟国纷纷独立，并在八个月内迅速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地缘政治变得更加复杂，本来这几个国家只需要跟一个苏联打交道，这次剧变后却不得不面对两位数的邻居，磕磕碰碰的风险增多了不少。
甚至捷克斯洛伐克自身都没能挺过这场剧变。这个国家本来就是由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组成的，在冷战的年代面对前苏联的压力尚且能团结在一起，冷战结束后他们重新拥抱西欧，却发现农业为主的斯洛伐克和工业发达的捷克发展路径不同、利益不同，很难继续过下去了。
好在两国好合好散，在1992年以和平的方式分了家，没有什么争议就划定了边界。分家后三国机制变成四国集团，也正式定下了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这个名称，简称V4集团。
手牵手，“回归欧洲”
或许是地方特色过于鲜明，V4集团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并不高，跟欧盟、北约这样的联合体没有可比性。但这个默默无闻的机制功劳可不小：论资历，V4集团比欧盟的成立还要早上十多年；论维护中欧秩序的时长，更是已经超越了历史上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和一战以后的小协约国，而且在肉眼可见的将来还会继续平稳运行下去。
这是正常的，毕竟谁也不愿意老跟邻居打仗拌嘴。笔者这几天有机会专访到了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顾问阿图尔·贝克马托夫（Artur Bekmatov），当跟他聊到V4集团为什么在几个历史上有矛盾的国家种能持续这么多年时，他微笑着回答：
“我认为如今真正重要的是经济发展以及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几十年前我们就开始认识到，合作能够让我们生活得更好，而相互争斗则不能。”
而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又分为两个阶段。在V4集团刚成立那会，这几个国家的诉求是“回归欧洲”，也就是向着更为富庶的西欧靠拢，好进一步发展自身经济水平。九十年代欧盟已经在酝酿中，这四个国家通过协调，在加入欧盟的谈判中获得了不少优惠。
比如按照欧盟资本自由流动原则，加入欧盟以后，原则上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应该能够购买当地土地。但西欧收入和土地价格远高于中东欧，V4国家担心如果立即完全开放，西欧资本可能大量购买廉价农地。
经过协调和分别施加压力，这四个国家分别争取到了7到12年的过渡期，这期间不允许西欧资本廉价购买他们的土地。
再比如，由于欧洲各国发展情况不同，为防止新成员国加入欧盟后短期财政状况恶化，欧盟专门拿出一笔钱设立临时预算补偿给新加入的成员。V4国家中的捷克就获得了这项补偿，这与四国共同形成的压力是分不开的。
经过多轮谈判，2004年5月1日劳动节那天，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四个国家与另外六国同时加入欧盟，这是欧盟历史上幅度最大的一次扩员。2007年12月21日，四国又一起加入申根区，陆地边界彼此开放。
于是捷克与斯洛伐克的人们经历了神奇的场景：1993年以前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然后一道国界把他们和平地划开，2007年这道国界又被一道新的协议打开了。或许正如时任捷克总理 Mirek Topolánek（米雷克·托波拉内克）在边界开放仪式上所说：
“其实从来没有边界把我们分开过。”
架一座桥梁，沟通东西方
从三国领导人在维谢格拉德签署协议至今，35年已经过去了。随着国际局势中东升西降的趋势日益明显，V4国家的目光也逐渐转向东方，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中欧班列开通，中国与中欧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且经济联系正在从商品贸易进一步延伸至制造业和产业链。
2025年，中国对匈牙利直接投资达到约 39亿欧元，匈牙利连续三年成为欧洲最大的中国投资目的地。欧洲当年十大在建中国投资项目中，有三个位于匈牙利，占总量的23%。斯洛伐克政府今年5月公布，目前有两个与中国资本密切相关的大型项目正在推进，其中一项是吉利汽车生产基地；波兰则依靠其市场规模和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商品和中欧陆路贸易的重要门户。
曾经以“回归欧洲”为共同目标的四个中欧国家，如今又处在欧洲与亚洲产业链重新布局的交汇处。
莱文特·霍尔瓦特是匈牙利马蒂亚斯·科维努斯学院的亚洲—匈牙利关系中心主任，在此之前他担任过很长一段匈牙利驻上海总领事。在他看来，V4国家与中国之间紧密的经贸联系，使得其在中欧关系中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完全可以成为中欧之间的桥梁。
在霍尔瓦特看来，中东欧国家在对华和对亚洲关系上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没有历史包袱。
“我们没有殖民过其他国家，我们连思考方式上都与那些曾经的殖民主义国家不同，”他在跟笔者聊天时说道。“这让V4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很顺畅，对待对方的角度也更加平等。”
他反对“亲华派”或者“亲华政策”这个说法，因为他认为匈牙利等国对中国实施的友好政策目的是服务本国自身利益。这个观点同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正东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欧洲的舆论环境里，服务欧洲自身利益才是政治正确。这种有共同利益的合作方式是最好的，双方都很真实、务实，也都很容易在各自国内赢得支持。”
当然，无论是对华、对欧还是对世界，今天的V4都远非铁板一块。在各项政策上，四国都有着各自的考量，有时甚至公开争论。但这或许恰恰是V4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它并不要求四个国家只能用一种声音说话，却让它们在各自利益不同的时候，仍然保留一张可以坐下来谈的桌子。
从1335年的三王会晤，到1991年的维谢格拉德宣言，再到今天的V4，中欧这片被山脉、河流、国界和民族切割了无数次的土地，似乎一直在寻找同一个问题的答案：如何在保持自己的同时，与邻居共同生活。
回到荷尔德林那句诗：“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中欧的故事或许告诉我们，人要想诗意地栖居，首先得学会怎么和邻居和而不同。
（张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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