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月31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下称《意见》)发布。作为三中全会之后第一个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名义发布的文件,《意见》的出台有何意义,对其中提出的相应核心点又该如何理解,为此我们邀请到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元丰教授做了深入解读和相关分析。现将采访内容公布如下:
问: 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其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而就在同一个月月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有关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王教授您作为长期以来关注绿色发展的专家,您对《意见》的发布怎么评价?
王: 《意见》是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一个以中共中央名义和国务院名义颁布的文件,而且这也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发布关于“全面绿色转型”的文件,所以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未来的改革要以绿色转型、低碳发展为引领。第二,这也是中共中央第一次这样系统性全面性地部署绿色低碳转型,那么未来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要以绿色低碳为底色,高质量发展全面引领,所以这个文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现代化建设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未来的改革中,绿色低碳发展将是中国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而且往更远一点说,二十大谋划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到2035年初步实现现代化。中国现代化一个目标就是美丽中国建设,而美丽中国建设需要绿色低碳发展为支撑。这就需要经济社会绿色低碳的深度转型。
问: 我们注意到这次《意见》里面对转型有进一步的明确的定义,提到了三个转型的方式,一个是协同转型,安全转型和全面转型。您对上述三个转型怎么理解?
王: 第一,协同转型也要围绕绿色转型,大家共同来部署,不能与这个方面相抵触,三中全会决定特别强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协同转型就是要保持转型的一致性。第二,安全转型,国家要从现在的经济社会的模式转到绿色低碳发展上来很不容易,其中也有很多的挑战。所以在转型过程中,要先立后破,要保证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经济社会民生各方面不受太大的影响,保证转型的顺利,所以安全转型也很重要。最后一点,中央文件把全面转型分了三方面,就是要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全方位就是经济、社会加上制度,都得转型。第二叫全领域,就是转型不仅仅是像能源、交通等重要领域其他包括城乡建设、消费模式、产业结构等各个领域都要转。最后要全地域,就是全国各个省市、各个地方都需要转型。
问: 《意见》中这次提到了很多具体的数据,比如说2030年非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提高到25%,抽水储能的装机容量超过1.2亿千瓦,大宗固废年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那么这些确切的数字的提出表明了政府的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用意?
王: 绿色转型要有量化指标要求,就是说绿色转型不是个定性的,它有很多定量衡量,比如关于碳排放的定量要求,关于能耗的定量性要求,关于污染物排放的定量要求,关于产业发展,关于资源利用固废利用,都有一些量化的要求。这样绿色低碳转型,大家才有具体目标。中央有关部门对这些目标的设定是经过科学测算,有科学依据的,是基于我国过去的发展情况,当前我们的资源禀赋、能源情况以及对国际国内情况的对比分析做出的。当然这些量化目标实现起来是有难度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指标的驱动,那么可能大家发展起来就没有这样的这种紧迫性。有了目标要求,各方面才会进一步行动起来,通过各种措施满足这些目标,才能保证我们在2030年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的体系的基本建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建成,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目标要求是非常重要的。
问: 绿色全面的转型确实要面临各种压力,比如近期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就面临来自欧美市场的压力。面对这样的压力,您认为政府和企业如何更好地应对?
王: 中国近几年绿色低碳转型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也受到环境的限制,现在国际上对我们的发展大环境不很友好,该怎么进一步发展?第一,我觉得中央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意见,我们现在发展还不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绿色低碳转型动力就是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未来对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我国之所以能有现在的新三样也好,各个方面的国际领先,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布局了关于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新能源车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使我们有了今天这样一个局面。中国在电动汽车新能源车上世界领先了,现在又面临新的竞争,马上无人驾驶又来了,怎么在无人驾驶的新阶段,能够像当年的新能源车电动汽车发展的时候取得领先地位,还需要我们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方面进一步地深化改革。
另外国际的环境虽然有一定限制,但全球也不仅仅就是欧美国家,我们要把其他的市场进一步把它做好。靠好的产品,好的服务,把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电池等这些绿色低碳的产品进一步的推向世界其他的地方。
总之,面对国际上的压力和挑战,要坚定信心,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国际上拓展新的市场,交更多的朋友。同时,在国内坚持内循环外循环协调发展,把国内市场也进一步做好,把国内的产业基础打好,把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基础巩固好。多年来中国在绿色低碳产业上发展出来的优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撑。实际上欧美市场的绿色低碳发展也得益于中国的绿色产业发展。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绿色产业对他们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转型也是非常重要的支撑。未来,要进一步给全球提供来自中国的绿色低碳公共产品、公共技术和公共服务。
问: 这次的《意见》也提出要加强产品碳排放统计核算管理体系和碳标识认证制度,加强公众对绿色低碳转型的参与途径的建设。您认为如何更好的引导民众更多参与到低碳生活当中?
王: 绿色低碳转型一定要有公众的参与。现在节能降碳主要在供给侧发力,但是消费侧、需求侧也非常需要采取措施,需要出台各种的政策制度,引导建立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从而倒逼生产供给侧的绿色低碳转型。
从方法上,未来要真正建立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单靠志愿性的号召的是不够的,一定要通过价格机制或税收机制,结合市场经济的手段,让居民切切实实感到“我必须要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比如未来你买低碳产品,它的价格就比高碳产品要便宜,还可以有积分,这样的话对你未来还有奖励,通过税收价格等补贴手段,让消费者能觉得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能够给他带来实惠。
问: 11月11日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也就是COP29将在阿塞拜疆的巴库开启,您对本次会议的议题和成果方面有那些预期?
王: 这次COP29大会各方的期待很多,现在更多集中在资金上。有人说是这次是Finance COP(融资气候大会)。今年是个特殊年份,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提出来发达国家每年提供给发展中国家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今年到期了。另外去年在COP28上也提出来建立的“气候损失损害基金”也会是一个关注焦点。
我个人非常关注的就是气候适应,总体来讲,在国际气候谈判更多的是在谈减排,在气候适应方面谈的不够,联合国环境署(UNEP)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也发布过关于适应差距的报告。大家也看到这一两年尤其今年非常明显的气候变化,高温、暴雨频发导致非常多的灾害损失。但我们在如何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全球大概有190多个国家参加COP谈判,但目前只有58个国家提交了National Adaption Plan(国家气候适应计划)。我希望全球能更进一步加大气候适应谈判的力度,要在全球的框架协议下指导各个国家做好气候适应,这个越来越紧迫了!这次大会的主题Enhancing Ambition,Enabling Action(更大的雄心,更多的行动),所以我希望这次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和行动上能够进一步地增大力度。
问: 您对中国在参与本次大会有那些期待?
王: 中国目前是全球治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引领者。我们要深入研究全球气候治理的规则和相关改革,也要主动提出中国的方案。同时要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反对搞小圈子,避免全球气候应对碎片化。这就需要在未来气候谈判中,不仅仅要谈自己的国家自主贡献(NDC),我们还要站在全球的角度,为全球的减排、适应、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拿出中国方案,团结全球广大国家,共同为人类的挑战做出独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