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滞胀来袭，中国如何应对？

2020年初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在疫情、政策与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范围经济供求关系格局与通胀形势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一是疫情早期冲击导致通胀下跌、探底与低位企稳阶段；二是2021年全球通胀快速升温，以及美西方大通胀格局初步形成阶段；三是今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通胀压力加剧，发达国家加码货币紧缩，治理通胀阶段。

去年俄乌关系紧张和今年乌克兰危机冲击天然气正常供应，对欧洲影响尤其大。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俄罗斯则采取反制措施，天然气国际市场价格持续走高。天然气供给危机可能在今年冬季和明年才能达到顶点。

美国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发行国，通过货币紧缩应对通胀，其外部溢出效应令其他经济体治理通胀更加困难。美联储今年3月以来激进加息，不仅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引入广泛贬值压力，而且导致包括欧元、英镑、日元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进口价格因贬值上升导致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加治理通胀难度。今年初以来，绝大部分G20成员经济体货币都不同程度贬值，贬幅最高的阿根廷和土耳其超过30%，最低的印尼4.1%，日元、英镑和欧元分别贬值21.3%、18.1%和14.3%。

2022年美西方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美国经济一、二季度环比增速出现负增长。通胀上升或缓慢回调与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组合的现象，提示大通胀治理可能导向滞胀局面的现实演变逻辑。9月16日世界银行发布报告《全球经济衰退迫在眉睫？》(Is a Global Recession Imminent?)指出，随着多国央行纷纷加息，2023年可能出现全球性经济衰退。由于疫情和能源危机等供给侧冲击具有全球影响，加上滞胀风险突出的美西方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具有较大影响，目前表现为全球滞胀风险。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疫情期间的经济运行与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呈现系统性反差，近年来经济增长特点之一是总需求偏弱，CPI受到机制性抑制，滞胀不太可能成为下一步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

疫情期间，中国实施强有力疫情防控政策与灵活务实的宏调政策，在实现生命至上、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综合目标方面取得来之不易的成就。中国出口在疫情期间逆势大幅增长，为满足全球需求做出了突出贡献，彰显了制造大国的独特全球地位。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挑战，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环境下CPI均值甚至低于疫情前水平，与美西方大通胀形成鲜明反差。中国在相关环境和供大于求格局实质性转变之前难以发生严重通胀。虽然疫情期间经济增速回落，且今年二季度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加大，中国凭借逆周期宏观调控工具较多与执行力较强的优势，仍有能力避免经济持续下滑与衰退前景。

尽管中国经济在可见未来遭遇典型滞胀可能性较小，但外部滞胀风险仍会带来冲击。一是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紧缩及全球滞胀风险释放会抑制中国出口，考虑到中国经济受疫情影响内需不足，近年外需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升，因此尤其需要关注外需变动对中国的潜在不利影响。二是美元流动性紧缩会加剧一些经济基本面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国家主权债务偿付困难，中国作为部分国家的重要债权方，利益会受到相应影响。三是美欧两大主要国际货币发行经济体，其通胀调整或滞胀展开如果诱致更为复杂的危机连带发生，可能会对中国逼近十万亿规模的对外金融资产造成减值风险。

针对目前形势，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与宏观政策，着力提升国内消费和投资增长，巩固近来宏观经济复苏转好态势，顺势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度。其次，要坚持推进国际经济合作与维护经济全球化方针，总结中国近十年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经验，就化解与中国债权利益关联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困难研究提出中国方案，为下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合作水平创造条件。再次，考虑到主要发达国家紧缩政策的全球影响，在G20等国际合作平台和IMF等国际机构督促发达国家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同时，关注其负面溢出效应。

目前美西方大通胀与滞胀风险，显示其依托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特权，过度刺激谋求增长的政策空间可能显著收窄，意味着美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前景进一步逼近。然而，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只有在新兴经济体及其货币经过内外历练，具备替代条件后才能系统发生。这就要求我们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针对新的内外经济环境，在体制改革、宏调政策、对外开放等方面系统谋划必要调整创新，通过构建针对现实与面向未来的高水平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推动百年未有变局朝着有利于中国经济现代化与全球经济良性发展的方向展开。

本文英文版标题为 "Shaping the economic landscape"

责编 | 宋平 刘夏

编辑 | 张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