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曼，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建院院长，后来在莫斯科和罗马担任歌德学院东欧区总院长和意大利区总院长，2006年回到北京担任大中国区总院长，现在担任德国墨卡托基金会中国代表人和孔子学院总部顾问，一直从事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阿克曼一直对视觉艺术，特别是中国水墨艺术感兴趣，是一个富有艺术细胞的汉学家。
艺术时代
受家人的影响，阿克曼接触最多的东西，一是艺术，二是政治。他从小对艺术感兴趣，曾祖母是德国印象主义画家，祖母也热爱艺术。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与从政的父亲吵得一塌糊涂，也曾因为游行、与警察打架坐过三天牢。阿克曼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虽然家里的宗教气氛并不是很重，但宗教对他的影响很深。这是一种超出理性，让人自己去意识和亲身经历的教育。他认为，是否成为信徒不重要，但上宗教课可以使人读懂老画，了解教堂想要表达的内容，提升个人的艺术与审美素养，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化，不至于与传统割离。然而，类似的体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是缺乏的。
有些报道里提到，当时在艺术圈里有个“阿克曼圈”，阿克曼会帮艺术家们办展览。艺术家们格外尊重他，他自己却觉得莫名其妙，觉得自己只是玩，和大家一起玩。朱新建便是这些艺术家之一，潇洒得非俗世中人，也算是阿克曼在水墨方面的引路人。阿克曼对艺术有自己的见解，认为齐白石只是作为艺术家而成功，但对中国艺术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推进作用，中国艺术还是受到徐悲鸿的影响更多，走了弱现实主义的道路。
很多搞水墨的人总觉得水墨是一种材料、一种技术，而其实水墨是一种修养。阿克曼认为，修养是知识的积累，是一种对自己和世界的深刻理解。水墨是主观的艺术，一幅画可能就几笔，很简单，根本无法假装，因而从中可以看出人的品性。中国人应该重新考虑自己的传统，出于水墨，出于文化。
留学中国
阿克曼选择研究汉学，不是出于政治，只是觉得神秘、好奇。他说：“对我而言，中国更多的是一种神秘的、引起我好奇的异国文化。”在来到中国之前，他以为中国会是《红楼梦》中的那样，因此在1975年第一次看到中国时有点失望，眼前的五道口有很多骆驼，也有小商店，但与想象不太相符。
1976年，阿克曼来到北大学习，是西德派往中国的第二批留学生中的一员。他发现，中国的节奏比德国慢得多，没有很强的目的性，有一种流动的、很和谐的舒适感。而现在，中国飞速发展，德国反而慢下来了。阿克曼谈到，当初他选择历史学系的原因是想和中国学生一起上课，班上留学生占20%。他在北大的学习时间大概只有一年。教学内容很枯燥，整个课堂过于意识形态化。他认为，大部分老师也明白他们讲的内容有问题，可是没办法，政治因素太过严重，他们也不容易。
阿克曼对北大的同屋小杜印象很深。当时两人住一间宿舍，不可避免地熟了起来。但碍于当时的社会因素，他们对外要保持距离，私下是很好的朋友。当时中国人与外国人互相怀疑、不信任，双方都有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因此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或更早，外国人想融入中国社会还是很难的。在燕园留学时，阿克曼常常和朋友们骑车进城，去走走看看，也会在寒暑假出去旅行。
阿克曼认为，“开门办学”的时候最有意思。因为平时很难与老百姓有近距离接触，但“开门办学”的时候是个例外。当时，阿克曼到中国农村干活，住农民家，有大约三周的时间。这是他第一次去中国农村干活，农民们并没有像城里人那样把他们外国人当作怪物。他们很实在，偶尔也会闹矛盾，极富生活气息。
1975年底，阿克曼在北京的机场等待接机德国国家领导人时，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那时他就觉得邓小平有一种权威感。阿克曼刚来北大的时候还没想过做文化交流，甚至根本没想过前途。那时中国有一种很奇怪的社会现象：有时一些官员说出来的话与现实完全是两码事，而说话者却不觉得有什么矛盾。阿克曼也知道从前认为中国应该符合自己脑中的乌托邦想象是荒唐的，存在这样的现象也可以理解。农村并不是罗曼蒂克的农村，故事一点也不浪漫。农村孩子如果能够上大学，哪怕伙食差，也依然会幸福得不得了。
从燕园再出发
1977年从北大毕业后，阿克曼去了中国台湾，然后回德国做了自由记者。回国后，阿克曼写了《门里门外》一书，在德国引起轰动。书中完全是用另一种眼光看中国，既不把中国浪漫化为革命的乌托邦，又不将它妖魔化，把它描写成一个魔鬼的世界。这本书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状态最好的诠释。
1981年，阿克曼开始到歌德学院工作。他1983年回到中国，被派到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1985年开始筹建北京歌德学院。然而，北京歌德学院的创办之路困难重重，开始时中德双方在学院的机构性质、院长设立、活动审批等问题上存在矛盾，后经长时间磨合，双方共同让步，终于达成一致。
1994年，阿克曼离开中国，去了俄罗斯，也去过罗马。后来他在2006年再次回到中国时，看到的和1994年离开时完全不同，但有种莫名的亲切感，感觉自己与中国很有缘分。
2011年从歌德学院卸任之后，阿克曼就不再插手继任者工作，进入了墨卡托基金会。阿克曼谈道：“我们希望培养青少年跨文化的行动能力，也就是可以在一个陌生的文化里有所行动、有所作为的能力。”他主要负责大方向上的策划战略，不做具体组织工作。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提供经济资助的决定者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而且当时翻译很少，文化差异又大，交流十分困难。另外，中方总是强调形式，想知道具体方式方法；而德国认为形式划分并不重要，做法也没有固定模式。中德对基金会的理解也不同，德国搞技术发展，搞环境保护，搞文化交流；而中国搞慈善，给贫穷孩子盖学校。中德合作双方都抱着“吃亏我就不做”的根本原则，导致德国在中国投资的大概60%的项目都失败了。文化交流是没有底线的，其间的可能性和禁忌都相对模糊，因而变通的可能性较大。这也正是文化交流工作者的困难之处。
进入墨卡托基金会的同时，阿克曼还兼任孔子学院的顾问。阿克曼谈道：“文化交流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进行专业的学习。理解文化交流的核心并不容易，要使之成为一种内在的意识更不容易。”他认为，孔子学院要想在文化界树立声誉，就要努力做事，做外界想不到的孔子学院会做的事。所以孔子学院如果真想由教汉语拓展到做对外文化交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阿克曼在中德两国之间建立了文化交流的桥梁，在与现实的中国相遇时，让他自己也始料未及的是，他竟然为之献出了半辈子光阴。阿克曼说道：“我在中国，永远只能是个老外。”但其实，阿克曼早已融入中国，他对燕园、对中德两国文化交流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感激。
本文由北京大学校报记者门艳晨根据梁晶晶编著的《坐在两张椅子之间——北京歌德学院前院长阿克曼口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