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疫情下的中美关系——挑战、前景与策略

导读：

中美两国关系正呈螺旋式下降，美方试图驱动在价值观、舆论、经济金融、战略安全等领域挑起竞争，加之今年美国大选因素影响，美国对华态度难有积极改变，中美形成理性“竞合”关系前景暗淡。中国需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主动提出自己的选择和方案。两国领导人曾经达成的构建“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共识，应是设计两国关系具体路径的根本指导。

中美关系在螺旋下降的循环中，步入两国建交以来十分困难的阶段。2019年以来，美国政治动员的趋势是，推动形成更加明确的与中国竞争的“全社会共识”。两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激烈碰撞加快了这个进程，目前的状态恐怕还不是最低谷。

当前两国之间的紧张态势主要是由美方主动推动的，试图挑起和驱动在以下四个博弈场上的竞争：

一是制度和价值之争。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现实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挑战，更是对美国的制度稳定和价值输出的威胁，这是更具深层意义的挑战。沿着这个路径走下去，两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零和”对抗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

二是舆论之争。其关键词就是“中国不可信”，目的是要颠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成功者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给中国贴上“不诚实”“不守信”的标签，进而破坏中国的外部舆论环境。

三是经济金融安全之争。当前，美国正借疫情期间多国反思供应链安全之机，渲染中国将优势产业“武器化”的风险。美国战略考量中的理想目标是，通过重修规则、重定标准、重立区域贸易集团、改造国际机制和关键技术，以及产业“脱钩”等做法，借“去全球化”实现“去中国化”。

四是战略安全和海上安全之争。美方在战略、战术和具体操作层面对中国的疑虑都在上升，试图加大施压和制衡。从趋势上看，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军事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战略信任的缺失难以弥补。两国军舰、军机在海上和空中近距离相遇已非偶然现象，发生摩擦的几率在增加。

但是，中美之间和各自与世界多国之间已经存在深度依存的关系，中国自身也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综合力量的全面发展。这些特点和条件在以往的大国恶性竞争中都是不存在的，这也就决定了中美竞争将更加复杂，利弊关系更加难以拆解。虽然竞争面比较广泛，有时甚至十分激烈，但是两国在竞争关系和敌对关系之间，仍有相当大的空间。

中美两国需要面对的最重要挑战，或者说最重要选择是：未来将继续在同一个全球体系内解决彼此分歧，还是分道扬镳，剥离成为两个相对独立且又彼此连结的体系，各行其是。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那也就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和现存体系的裂解。

那么，中美之间能否形成一种以“良性竞争”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呢？

需要看到的是，美国已不具备冷战刚结束时的绝对强势地位，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号召力掀起一场对华全面战略围堵和意识形态围猎的世界浪潮。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篇章，双方需要在新的环境中重新评估彼此，两国既存在观念和利益上的分歧，同时也有着维系现存体系与总体和平合作大势的共同责任，两国人民在世界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无论美国大选的结果如何，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都是下一阶段双方决策层需要认真思考和理性探讨的。

看美国对华态度的演变趋势，在如何实施新战略上可以观察到两个方向上的推动力：

一股力量以美国右翼为主导，主张对抗和“全面打压”中国，不断挑动争论，包括用“国家安全关切”和“政治分歧”等引领议题，极力减少双方各领域交往，持续推动“脱钩”。这意味着要与中国正面对抗，目的是将两国关系拖入恶性竞争的轨道。若此，中国自身的发展路径很难不受到大的冲击，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难度也会增加。

另一股相对理性的力量也是存在的，不主张放弃“有限接触”，希望保持务实关系，督促中方修正自己，改变“违规”和“不公平”做法。这个方向看似缓和，但是顺此发展下去，不能排除美方会持续提高要价，所谓“合规”的压力从经贸领域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将中国规范为美国治下的新全球体系的一部分。

对中方而言，如何应对美国的竞争挑衅？如何准确判断世界潮流，并且能顺势而为，对内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不被打断，对外赢得和保障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和平与合作环境？如何赢取更多国家对中国政策的了解和理解？如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有效争取和开展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不受严重干扰？这些都是摆在中国21世纪历程途中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而对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选择，将决定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中美关系未来比较好的前景是，经过博弈和理性的利益权衡，形成“竞合”关系，即相互进行有限、可控的竞争，同时能保持协调，维系双边关系在具体问题上相对稳定的发展，在多领域和全球事务中开展合作。要想最终实现这种新型的大国良性竞争关系前景，需要双方认真做出努力。

然而，目前美国在官方层面不仅这种意愿比较小，反而在加紧向相反的方向使劲儿。因此对中方来说，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难度和阻力是非常大的。在今年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前的几个月，美方对华态度很难有积极的改变，接下来中国的选择和作为将对中美关系能否走向正确方向更具塑造力。

鉴于此，我们需要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做认真的思考和设计，主动提出自己的选择和方案，既能够切实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又能解决美方合理关切，同时也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方向。比如：

第一，中方可以考虑主动进取，主动出牌，推动在关键领域开拓坦诚对话，彼此真正倾听，切实解决双方的合理关切，积累经验和条件。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努力的一个成功案例，虽然双方都没有实现所有的愿望，但是结果惠及彼此，也有利于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

第二，双方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加深对彼此核心利益、制度尊严、价值体系的理解，按优先顺序梳理各自和共同关切的清单，就行为边界和底线形成共识和必要的默契。需要培育尊重对方关切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习惯，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安全利益和分歧，做出必要的管控安排。

第三，中国的海上力量在成长，其意图和目的必然是美国等其他传统海上力量关注和应对的新问题。为此，须使我国的防卫政策和目标更加透明，让各方切实了解中国军事安全的合理主张和底线。中美作为亚太两大主要军事力量，也应开辟有效和多层沟通的管道，同时加强危机管控机制建设，避免发生误判。

第四，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明确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和体系维护者和改革者、完善者的站位，坚持高举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的旗帜，维系经济全球化的势头。面对后疫情时期世界发展难题和矛盾增加的局面，尽可能多地开展协商，协助各国解决问题，也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多做“加法”，多“赋能”，承担合作型大国的责任。

第五，在国际传播领域，我们需要增强有效传播的能力，包括鼓励和动员多元化的传播手段和渠道，积极培养人才，改善和增强中国的国际形象，让更多的美国人，乃至国际民众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的想法。

中国的发展已经与世界息息相关，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双输。为此，两国领导人曾经达成的构建“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共识，应是思考和设计两国关系具体路径的根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