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相机与卡宾枪 美军164照相连记录二战中缅印战区点点滴滴

悉尼·格林伯格和五个中国男孩在一起。1944年摄于云南。（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士兵兼艺术家”

1943年末，悉尼·格林伯格到达云南省会昆明。“一到这里就遭到了另一场袭击，”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这位时年23岁的摄影师和他的同事刚在海上度过一个多月。当船抵达印度时，这支250人组成的连队的军官们、各级人员、摄影师与暗室技术员都被分成两个人数相当的小组，其中一支留在印度，另一支则前往中国。格林伯格就在后一支队伍中。

纪录片导演﹑业余历史学家牛兹将164照相连的摄影师称为“士兵兼艺术家”。他说，这些照片见证了中缅印战区被忽略的战争历史。

“二战期间，美军在所有海外战场都派遣摄影连队。从这个角度来说，164照相连并不特殊。然而，要知道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边陲，照相机绝对是稀罕物品。黑白照片与电影片段并不仅仅是历史脚注，更是历史本身。”

美军164照相连的大量照片都被收藏在位于华盛顿的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2010年，牛兹和他的朋友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在那里查找资料、影印文件、记录史实。只要与中国以及二战中缅印战区有关的内容，他们绝不遗漏。

晏欢陪同牛兹一同前往华盛顿，他的外祖父潘裕昆曾在中缅印战场任中国国民革命军将军。“总共大概有2.3万张图片。几乎全部印有‘Signal Corps’或‘US Army Photo’的图片都是164照相连队的摄影师拍摄的。”晏欢说。

在“战地摄影师”一词在现代战争流行开来以前，那些战地摄影师们就已经与战争“不可分割”了。“我父亲过去常说：‘我们和中国人生活环境相同。我们吃的、喝的、睡觉、穿衣都像是中国人。他们不洗澡不洗衣的话，我们也不洗。这样最终我们闻起来味道相同。”菲利普说。

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美国士兵的穿着与中国步兵一样，脚蹬一双绳编鞋——这么穿是有原因的。“中国士兵劝他们不要总穿着美军统一发放的制服，因为日军热衷于寻找级别最高的美军人员，并向他们开枪射击。”菲利普·格林伯格说，“我父亲的队长就被日本狙击手打死了，他带了一顶美国陆军头盔。”

虽然美国士兵通常都能很好地适应新环境，但还是有些饮食习惯让他们难以接受——每顿都吃米饭配蛇肉或啮齿动物肉已令悉尼·格林伯格难以下咽了，喝未经消毒的地沟水则雪上加霜，他患上疟疾和痢疾，体重因此减半。

尽管困难重重，格林伯格仍对中国人敞开心扉。在船上时他已学过“‘中国礼仪”（举止得体），这个士兵摄影家还发现了一个与中国人交好的“秘密武器”——烟。

“我的母亲在国内一家供应机构上班，她经常寄给父亲许多香烟。”菲利普·格林伯格说。父亲把这些烟分发给当地居民，于是人们对他更加亲密。因此，他照片中的人物看起来毫无防备，悠然自得，比如一位幸福的母亲怀抱咧嘴微笑的女婴。

格林伯格最有名的一张照片描绘了一名持枪的中国士兵挺身站在坦克上的背影。在雨季，士兵抬头仰望天空，一架美国飞机冲破云霄，给盟军空投食品。尽管天色阴郁沉闷，云朵低飘，呈现出世界末日般的气氛，但是士兵高挺的身姿就像一盏希望的灯塔，象征着顽强不屈的抗争力量。

虽然经常有中国士兵保护摄影师，出于对重型摄影器材和人身安全的考虑，摄影小组通常不会在战场前线拍摄。不过，他们还会面临其他没那么致命的敌人。

“赫奇的35毫米柯达相机今天遭到白蚁侵袭。”悉尼·格林伯格在日记中写道。赫奇是他的同事亚瑟·赫奇，也是一位摄影师。“看起来好像是他把相机挂在树上，然后一只怀孕的白蚁爬进镜头上端开口处。今天下午拍照时，他突然发现镜身里爬满了无数只白蚁；所以下午的后半段时间，我们别的什么都没干，就用烟把白蚁熏出来。”

他又写道：“晚上，我把相机放在防雨罩里，然后又放进野战背包中。第二天早上打开包一看，机身周围甚至是镜头盒里都是绿色霉菌。”

这些照片被送到初始加工实验室，事实上就是土质建筑，那里有从药店借来的有些老化的磅秤，用来称化学用品，以供把照片连夜冲印出来。

悉尼·格林伯格在日记中描述道，当这些士兵不拍照时，就“坐在防空洞的战壕里，看手榴弹爆炸，记下他们的所见所感”。“就像电影一般，火焰点亮天空……红色、蓝色、绿色、还有白色的，少校告诉我们，头三个日军据点已经是我们的了。”

1945年9月9日，日本在南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的南京英文名还是“Nanking”。

二战结束了，悉尼·格林伯格负责协助拍摄这一值得欢庆的日子。“在南京，我父亲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直接飞往上海，从那搭船回美国；二是回到昆明，也就是他抵达中国的城市，然后去印度，在那里乘船回国。”菲利普说，父亲选择了后者，以回顾他当初踏上中国土地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