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 | 我和傅高义先生的缘分

2011年10月15日，傅高义在美国家中接受采访。摄影：陈卫华

半夜三点钟醒来，顺手拿手机看了一下推特新闻，美国中国学者史文(Michael Swaine)的推文让我震惊：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当天去世了。我在美国工作近九年，采访了数十位著名中国通，傅高义是最值得尊敬的学者之一。

第一次见到傅高义是2011年10月4日晚在纽约亚洲协会(Asia Society)讲座上，他介绍自己刚出版的巨著《邓小平传》。在问答环节，他还谈到中国日报出版的美国版，说“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日报只有去适应美国读者才能在当地成功，而中国日报也正朝这方向在努力”。

我会后与他简短交流了一下，也想约他做人物稿采访（当时我已开始写中国通人物系列）。但他此行没空。想不到过了几天，我正好要出差去麻省理工参加一个活动，于是发邮件问在剑桥的傅高义是否有空。他很快回复我，约好10月15日周六上午11点到他家。

当时已81岁高龄的傅高义花了十年时间做了无数采访才写成了《邓小平传》，可见其严谨学者的态度。他告诉我中国很幸运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并称邓小平为20世纪对中国贡献最大的领导人之一。

傅高义1973年第一次随美国国家科学院代表团访华，见了周恩来总理。他很后悔从来没有机会和邓小平当面交流，只是参加了邓小平1979年访问华盛顿时一个活动仪式。

傅高义最早其实是一个研究日本的学者，他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是日本最畅销的由西方作者执笔的非小说类书。他1958年在哈佛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去日本待了两年，主要的兴趣也是研究日本。

1961年当哈佛著名的费正清(John Fairbank)教授给他一个三年学习中国历史和语言的奖学金机会时，他立刻接受了，从此走上了研究中国的道路，也成为美国最受尊重的研究中国的学者。用他告诉我的话：“我不是自己主动去研究中国的，而是别人给了我这个机会。”

那天采访结束，我请他为我事先买好的两本《邓小平传》签名，想不到他中文书写之优美比一般中国人还强。他那天还带我上他家二层的小客房，如数家珍告诉我在此住过的中国学者。

我之后对傅高义进行过多次采访，他几次表示作为中国通和日本通，他很希望能帮助促进中日友谊，并强调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对一些中国朋友在中国经济超越日本后学习日本兴趣大减表示担忧，认为日本的产品质量高、收入差距相对小、腐败较少、合理的卫生医疗体系、诚信体系和公民素质都值得中国学习。

记得前几次采访傅高义时，他事先都声明希望我刊登前给他看一下稿件，并解释说并不是要审查，而是希望确认引用他的话的准确性。今天查到当初他的一个回复邮件说：“你引用的很准确，我喜欢你的文章。感谢你把文章发给我看，我很高兴与对我准确报道的记者合作。”

傅高义生于1930年7月11日。记得2015年2月已常驻华盛顿的我去纽约顶班，正碰上傅高义和比他大10天的另一著名中国通孔杰荣（Jerry Cohen）一起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的讲座上介绍他们一生的中国研究经历。我当时与他们已非常熟悉。当时都85岁的两位学者都非常活跃，思路清晰且充满幽默感。

记得那天回到办公室写的文章的导语是：用中国人的说法，如果这对美国中国学者称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

傅高义在去世前20天的12月1日还视频参加了香山论坛，对充满挑战的中美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样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学者我在美国见过多位。

傅高义是真正的良心学者，从不会为了政治风向变化和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回潮，而改变自己的做人原则，和说假话。

永远怀念傅高义先生。

作者: 陈卫华，现任中国日报欧盟分社社长。曾任中国日报美国版副主编，驻纽约、驻华盛顿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