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投资之外 中国参与APEC十项新议题合作

【编者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89年正式成立，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自成立以来，APEC在促进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为推动全球和地区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APEC合作也逐渐关注到一些非传统安全和国际热点问题，中国积极参与这些领域问题的合作，为推动APEC进程作出了积极贡献。

1、结构改革

目前APEC结构改革集中在规制改革、竞争政策、公司治理、公共部门管理、加强经济和法制基础设施建设五大领域内进行。在区域整体上看，参与促进APEC结构改革的合作，对中国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更深层次的合作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

在竞争政策领域，2008年8月，中国《反垄断法》正式生效，使中国可以对垄断行为进行更好的管理，也有利于中国在竞争政策领域与APEC其他成员保持良好的交流，为本国企业创造更好地国际竞争环境。

根据相关机构调查，相比大多数制度转型国家，中国在市场竞争和开放方面的规制改革更有效率，例如中国建立了问询制度，透明化规制的操作流程，大多数企业从制度的改革中获益。但是相对那些制度建设较为成熟的国家，中国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另外，经过多年探索及对其他成员结构改革经验的借鉴，在公司治理、公共部门管理等方面，中国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2、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2005年中国参与了在香港举办的APEC电子商务指导组技术援助研讨会。由中国提议并于2005年9月在中国厦门成功举办了APEC知识产权高级别研讨会，对加强成员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推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对话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9年，时任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赴新加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2009年贸易理念研讨会”，并就东亚国家未来5年的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状况作主题发言，介绍了中日韩三国知识产权合作机制，阐述了三国合作机制对亚太和全球知识产权和经济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3、气候变化和清洁发展

2005年6月，APEC循环经济与中国西部大开发会议在中国举办，会议高度评价了中国近年来抛弃“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探索亚太地区国家新型工业化循环经济道路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中国已成为构筑亚太地区循环经济体系的一支重要建设力量。

在2007年APEC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发言中提出了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4项建议，即坚持合作应对、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导地位、坚持科技创新，并提出扩大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等建议，这些均被纳入会议宣言中，成为亚太地区成员的共同发展目标。

4、企业社会责任

中国领导人对APEC企业社会责任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既要继续健全企业激励机制，也要注重强化企业外部约束，引导企业树立现代经营理念，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

近年来，在APEC企业社会责任框架下，中国的一批中央企业率先公开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自觉遵守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安全生产、职工权益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市场经济秩序等法律规范；充分发挥企业在创造社会财富、提供就业岗位、缴纳税收等方面的社会价值；热心参与公益事业，承担社会责任，保持了高尚的道德伦理追求。

2008年1月，中国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总结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坚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不断提高持续盈利能力，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保障生产安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5、金融安全合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区域大国的责任感和政治信誉，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实行盯住美元的稳定汇率政策，这一举措使遭遇危机的国家避免了新一轮货币贬值，为以后的区域金融合作打下了基础。上海和香港发展成为亚洲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发展成为APEC金融合作的重要力量。

2004年，在APEC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政府宣布成立亚太金融与发展中心（AFDC），表示愿意通过召开培训研讨会、举行双年度论坛和资助项目研究的形式，为APEC地区的金融财经能力建设作出贡献。2006年9月AFDC首届双年度论坛“创新推动共同发展”如期召开，培训研讨也在有序进行，为增强机构在金融发展领域的能力建设做着实际的工作。

2005年，中国与澳大利亚、印尼、日本、越南一起提出了金融部门改革倡议，在同年6月的APEC财长会工作组会议上获得通过。7月在中国上海举行了政策对话会，会议讨论了APEC经济体如何开展和执行改善金融框架改革的问题。

2005年7月，APEC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第二次年会在北京举行，主持会议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表示，愿意组建秘书处并在日常维护工作中起主导作用，为改善APEC地区的融资环境、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尽自己的努力。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为应对危机，中国实施了经济刺激计划，并推出大规模减税计划，连续下调贷款利率，为经济恢复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与APEC部分成员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并于2009年与其他经济体联合公布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

金融安全方面的合作，使得中国在APEC深化金融合作的大环境带动下，国内金融体制得到相应的完善；促进了中国国内金融机构的改革，增强了政府对金融运作的各个环节的监管意识，加强了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增强了金融管理当局健全财务报告、会计审计及相关法律框架的意识；注重引导企业培育诚信文化，加强市场和公众消费者对于企业的信心。

APEC一系列的金融领域的行为准则和发展指南，为中国国内金融行业的改革提高提供了规范的参考范本，加速了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建设。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国内人寿保险、养老金基金等社会保障领域内的金融发展，促进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能力建设，提高了国内社会的安全性。

6、安全议题合作

对于如何处理好经济合作和安全议题合作之间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作出了论述，他指出：“反恐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项长期斗争。我们支持亚太经合组织从维护亚太地区经济和贸易安全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反恐领域开展必要地工作。同时，我们认为，有关合作应该支持和补充，而不能干扰和冲淡经济合作的主题，还要充分照顾各方的关切，处理好相关敏感问题。”

7、反恐合作

除了积极配合9·11事件之后APEC的反恐倡议和反恐行动计划外，中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行径，并在加强本国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参与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反恐联盟。

2005年2月APEC在韩国仁川举行了第三届地区贸易安全会议，会议讨论了航空和航海安全问题，提出了未来民间部门更多参与贸易和安全问题的规划。中国派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表了“安全与贸易的关系——中国观点”及“中国关于防范非法转移便携式防空导弹的看法”，指出各国政府作出坚定和持续的反恐承诺是十分必要的，表示中国将全力支持国际社会抗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并呼吁其他经济体加紧对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出口管制和国内管制。

8、能源安全合作

2005年9月，APEC在北京召开可再生能源发展经验交流研讨会，旨在加深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的交流，加强政策对话，巩固APEC成员间的合作，促进技术转移以及减少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贸易壁垒。

9、公共卫生安全合作

2006年4月，APEC新发传染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该会议呼吁各成员积极参与加强人类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传染病防控的区域合作，共同应对强传染性疾病对人类健康安全的挑战。

10、反腐败合作

2004年，在圣地亚哥召开的APEC反腐败会议上，中国相关方面表示，中国赞成在APEC框架下形成一个共同的反腐败行动方针，希望以此为起点，加强APEC各成员在反腐败领域的合作。

2006年4月，由中、美两国政府共同举办的以“拒绝避风港——资产返还和人员引渡”为主题的APEC反腐败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落实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圣地亚哥会议上达成的加强反腐败合作共识的重要举措，这是中美加强反腐败合作的具体行动。

2009年10月，中、美两国共同举办的以“APEC廉政准则——防止利益冲突”为主题的APEC反腐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旨在深入探讨廉政准则的建立与执行、避免和消除利益冲突、加强廉政教育与培训等议题。中国相关领导人指出，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研讨会是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加强反腐败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并表示中国愿意与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在反腐败领域开展更加广泛的交流与务实的合作，为促进亚太地区反腐败合作取得实质性成果作出积极努力。

2014年11月，在中方的推动下，北京APEC加大反腐败合作力度，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据人民日报、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