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升级版

　　如何认识经济新常态，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从“过去”“现在”“未来”的视角来观测、分析和预见了新常态的九大趋势。这一回答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会有所下降；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具有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新变化与新特点、新趋势与新挑战；也意味着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还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动力也发生重要变化，有的不断强化，有的出现衰减。

　　认识新常态，需要判断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从大的历史阶段看，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的基本国情。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从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看，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的发展阶段。因此党中央提出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做出的判断。

　　所谓新常态，就是我国经济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所经历的量变到部分质变、积累到跃迁的过程，也显示了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因此，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新常态不同于过去的主要特征和具体特征。

　　中国经济正在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一是中国正在从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1980年，按汇率法计算，中国人均GDP为220美元，属于极低收入组，在世界188个国家中位居第175位。200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组，在世界207个国家或地区中位居141位；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24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组，在215个国家或地区中位居120位；201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593美元，在世界213个国家和地区排名第96位。并且中国已有8个地区人均GDP进入10000美元（位居世界第88位）。按照这一总体发展趋势，中国将在2020年-2023年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就意味着，今后中国必须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成功地突破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是中国已经从中高人类发展水平（HDI，即人类发展指数小于0.700）向高人类发展水平（HDI大于0.700）迈进。1980年，中国HDI为0.423，属于低人类发展水平；1990年，上升至0.502，进入中人类发展水平；2010年，上升至0.700以上，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2015年，中国HDI预计将达到0.727，在世界187个国家或地区中居87位。展望“十三五”时期，中国人类发展水平将会继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也会稳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将更充分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更充分地转化为人类生活需求，人类发展需求也将得到更大满足。到2020年，中国的HDI将进一步提高至0.760，其中人口教育和健康指标对提高人类发展水平贡献更为显著。到那时，中国在世界的排位相当于目前第69位的土耳其。

　　三是中国将从富裕型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在30%-40%之间）向更富裕型（恩格尔系数低于30%）迈进。2013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0%和37.7%，到2020年，二者将分别降至30%左右和33%左右（见表1），达到或接近世界更富裕型消费结构国家。这既反映了居民的食品、服装和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占总支出的比例将会不断下降，又反映了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文化与娱乐领域的支出比重将不断上升，居民生活品质将有进一步改善。由于恩格尔系数指标不受价格水平差异或变动的影响，要比人均收入更能反映中国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质量和水平，因此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标志。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仍属高增长

　　中国仍处在经济起飞过程，如果从1978年算起，这一起飞过程持续了30多年的时间，并将持续到2030年或更长的时间。在这一经济起飞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两个阶段，一是1978-2011年的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9%；二是2012年以后的中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平均增长率在7%以上。实现这一阶段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经济规模效应。中国GDP的规模越来越大，按汇率法计算已经超过了10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也达到了17万亿美元，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即中国和美国，具有这样的经济规模。体量大了，增长速度自然会递减。美国从2000年跨进10万亿美元之后，经济增长率就再没有超过3%。二是追赶效应，中国与美国的相对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也会使追赶速度发生递减。

　　面向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将面临四个方面的硬约束：能源供给约束；其他主要资源供给约束，包括耕地资源、水资源、重要矿产资源；环境质量约束；二氧化碳排放约束。只有中国经济从10%左右的增长率下降至7%左右的增长率，直接减少了对上述生产要素需求的增长率，此外各类能源消费需求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弹性系数也会有所下降，进而才能够大大缓解上述四大约束，尤其是第四个约束，既是国内约束，更是国际约束。这在客观上也要求增速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