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未必越多越好

今年春天我参加了伍德斯托克作家节 (Woodstock Writers Festival) 的一场讨论会。一位观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末酝酿的那场革命后来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大多取得了胜利，如女性权利、同性恋权利、黑人总统、环保、性、毒品、摇滚乐等等，然而在经济领域却失败了，而老派的自由市场观念却大行其道？

会场寂静了片刻，人们叹着气，耸耸肩。我灵光一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的答案让在座的所有人都有些失望。

从60年代末的大变革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上发生的转变，并非相互矛盾，也并不存在冲突，它们是一致的。无论是嬉皮士、追求反传统的波希米亚派，还是商人、投资者，对所有这些人来说，极端个人主义都大获全胜。自私赢了。

美国的观念从一开始就体现了极端个人主义和公共利益需求之间的紧张。我们今天推崇备至的《独立宣言》中，第二行就像格言一样写道，人权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简而言之，就是个人主义。不过，宣言的作者并不认为贪婪就是好的。杰斐逊 (Jefferson) 在宣言签署38年后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利己，并非道德的一部分。实际上恰恰是道德的反面。它是美德唯一的大敌，总是用秉性习气来吸引我们，追求自我满足，违背我们对他人的道德义务 。”

每过一段时间，美国人就会彻彻底底地放纵于自我满足的习气，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镀金时代 (Gilded Age)，以及“怒吼的二十年代” (Roaring Twenties)。然而每一次，幸而有经济危机发生、道德批评的复兴，个人主义和公民道德之间得以恢复大体的平衡。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年里的美国。在我们的定型观念里，当然也是在事实上，那个年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习俗给人施加了十分强大的压力，要求人们循规蹈矩。以反传统的、奢侈的个人主义方式穿着、言谈或生活，需要极大的魄力。像垮掉的一代那样的青年并不多见，而只是乖僻的一个人群，同样，像安·兰德 (Ayn Rand) 笔下那些疯狂赚钱并以此为傲的百万富翁也很少见。我的父亲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他认为91%的边际税率太高，有失公平，但是他和朋友们却连做梦都没有想过建议将税率降到50%以下。婚外性行为是可耻的，蓄须和离婚也很出格。不过，炫耀财富，将别人的不幸归咎于厄运，也同样不可接受。我在奥马哈长大时，能建得起宫殿一般的豪宅的富翁们，也并没有为自己建造豪宅，他们也从没有梦想过给自己发比员工高200甚至400倍的工资。贪婪和同性恋一样，都是不能公开言说的爱。

然而，接着就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之后的二十年里，美国个人主义完全挣脱了束缚。反文化力量和主流体制之间，永远年轻的一代和坐拥财富的阶层之间，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大妥协。

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无论年龄多大内心都一直年轻的大众，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以放纵自己，满足自我表达和追求快感的冲动。然而另一方面，资本家也挣脱了羁绊，可以自由地放纵自己的动物本性，而监管、税收或社会道德压力等束缚则越来越少。

“做自己的事”与“人人为自己”并没有多少不同。只要觉得爽，就可以去做，无论这意味着抽大麻、看毛片、从来不系领带，还是50岁时拿着六位数的公共养老金退休、反对适度的枪支管理，还是把工厂搬到海外、让商业银行变成金融投机者。只关心自己的“我”的十年，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已经从个人生活大大扩展，涵盖了政治经济，很快，“我”的十年就要变成“我”的半个世纪。

政治立场偏右的人，将当代生活中一切他们厌恶的东西都归咎于60年代末，诸如随心所欲的性、粗俗的文化和文化多元主义。而左派则接受了这些，回望60年代时，只看到了他们定义为进步的那部分自由的遗产。然而，左派和右派各自热爱和痛恨的，大抵都是1967年那同一枚自由放任的硬币的正反两面。因为60年代，我们都变得自私而不以为耻。

杰斐逊在1814年那封信中写道，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会引导我们走向自私，这需要“教育加以纠正”，也需要“道德宣教和立法者。”

在这个独立日，姑且让我做些说教。

（本文作者库尔特·安德森所著的小说 True Believers 即将出版）

来源：纽约时报               编辑：许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