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万对40万——这两个数字,鲜明折射出1935年那场关键战役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与围剿的国民党军队之间极为悬殊的兵力对比。
乍看之下,胜负之数几无悬念。然而,这支兵力悬殊的红军队伍不仅浴火而生,更将此役化为长征途中的关键转折。长征,这场历时两年的军事壮举,最终为中国革命之最终胜利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成立,铺就了奠基之路。
“四渡赤水”的这一经典战例,曾被毛泽东称作其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如今,这段传奇历史被搬上银幕,电影《四渡》于6月26日在全国正式上映。
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时间节点,该片以湘江战役之后的故事开篇。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发生于1934年。此役红军折损严重,伤亡、被俘及失踪将士逾五万人。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确立了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根据敌情实际展开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面对蒋介石麾下约40万国民党军的大军围堵,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以迷惑敌人、打乱其部署,并在运动中不断拖垮、消耗追击的敌军。
1935年1月19日至3月22日,红军四渡赤水,成功粉碎国民党军的围歼,以最小代价保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核心力量。
影片不仅生动再现了这场经典战役,更将镜头对准了普通红军战士。故事通过老兵赵德发和流浪孤儿阿金的视角展开——阿金自愿加入队伍,跟随赵德发和战友们一同战斗。由此展现这支队伍之所以英勇善战,靠的是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意志。
导演徐展雄曾执导2021年上映的李大钊传记片《革命者》。他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说,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是“把每个中国人都曾在历史课本上学过的故事,用一种真正能打动观众的方式重新讲出来,同时激励年轻一代更深入地了解历史”。
这一项目要追溯到2024年第十九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当时,曾推出《长津湖》《建军大业》等多部革命历史大片的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于冬向导演徐展雄发出了合作邀约。徐展雄回忆,于冬一直想把“四渡赤水”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搬上银幕,这份热情让他深受触动,两人一拍即合。
“于冬每次聊起‘四渡赤水’,都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这段历史,那种热情很有感染力,能带动身边每一个人。”徐展雄说。
同年10月,徐展雄带着主创团队去了贵州——四渡赤水的主战场之一,开始第一次实地采风。他们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线,一路探访了习水县土城古镇、遵义与桐梓交界处的娄山关等历史遗址。土城古镇是毛泽东重新执掌兵权后指挥第一仗的地方,而海拔1500多米的娄山关,则是当年兵家必争的险要关隘。
徐展雄说:“娄山关那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但打得特别惨烈。”他还提到,娄山关战斗胜利后,毛泽东挥笔写下的《忆秦娥·娄山关》。整首词记录的不单单是一场难得的胜仗,更体现了红军这支队伍为何能突破难关一步步走下去的豪迈与不屈。
在遵义参观一处纪念馆时,徐展雄了解到,红军第一次渡赤水时,河上根本没有桥。战士们向当地老乡借来门板和小船等,临时搭起浮桥。人走在上面,桥身晃晃悠悠,脚下就是湍急的河水。
影片的107场戏全部在贵州32个外景地实景拍摄,近2000名来自贵州警察学院和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志愿参演,扮演红军战士。据制片方介绍,拍摄时正值去年寒冬,天气湿冷,这些年轻人脚穿草鞋、身负重装,在泥泞的山路间摸爬滚打,条件艰苦,但全程无一人退出。
监制刘伟强对学生们表现出的敬业精神感触颇深。“他们与当年的红军战士年龄相仿,大多二十出头,与演员们同甘共苦,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拍摄。透过镜头,我有时恍惚觉得,自己看到的正是90年前那群年轻的红军战士。”刘伟强说。
为演好长征最艰难时期的毛泽东,演员刘烨减重8.5公斤。彼时的毛泽东身患疾病、食不果腹,还要经受严寒的考验。
这是刘烨继《建党伟业》(2011)和《建军大业》(2017)后,第三次饰演毛泽东。他透露了一个幕后细节:生活中鲜少吃辣的他,为贴合毛泽东爱吃辣椒的特点,在片场真的嚼起了辣椒,口舌与胃灼热难耐,只为将角色塑造得更加真实。
影片还塑造了国民党阵营的多位重要人物,包括蒋介石和贵州军阀王家烈。王家烈的部队曾被称为“双枪兵”——一杆步枪、一杆烟枪。上世纪30年代初,王家烈主政贵州时不禁种罂粟,反以此牟利,导致军中鸦片泛滥,官兵多染烟瘾。
影片杀青已逾一年,徐展雄坦言,拍摄该片最大的收获,是切身感受到“四渡赤水”是何等不凡的壮举。“红军将士所走过的路,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他们的每一步、每一滴血,都深刻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作者:徐帆 编译:中国日报社贵州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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