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10月14日电(中国日报记者 赵旭)在出版于1764年的《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中,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谈到东方的一位智者:"他朴实无华,坦率真诚,无意欺世盗名......这个人,便是孔子……" 这些话背后的笔锋所指,是一个由腐败专治的君主与教会相互勾结、以迷信与宗教迫害维系统治的17--18世纪法国社会。
"伏尔泰在儒家思想中看到了一种以理性为根基、而非以神启为依据的伦理体系。一个人即使没有神,也可以成为一个好人。这对伏尔泰极具启发性。"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如是说。张教授目前正在上海参加世界中国学大会。
"中国学"的英文说法目前大致有两个:一个是 Sinology(又译"汉学"),另一个是 China Studies, Sinology 一词源于拉丁语与希腊语。"Sino-" 来自拉丁语 Sinae,意为"中国"或"中国的",而该词又源自希腊语 Sinai 或 Sinae——古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或可能起源于"秦"(Qin)王朝。因此,"Sinology" 的字面意义即"中国之学"。今天,"Sinology" 多指以文献为中心的传统汉学研究,而 "China Studies"(中国研究) 则涵盖更广泛的多学科领域,既包括古代,也包括当代中国。
据张西平介绍,"中国学"的源头可追溯至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其中一些人与伏尔泰保持着书信往来。"耶稣会士以古典中文撰写了大量著作,将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和制图学传入中国;与此同时,他们的信件、游记与译作又将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与艺术介绍给西方,开创了知识双向交流的盛景。" 他说。
其中最著名的译著之一是《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由四位法国耶稣会士于1687年以拉丁文出版。
"这一切都要放在地理大发现和随后兴起的全球殖民热潮的大背景下理解,"张西平说,"当欧洲列强在非洲、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征服与掠夺时,中国却成为少数几个以文化交流方式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文明之一。"
进入19世纪后,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中获胜以及《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迈入"百年屈辱"的开端。西方对中国曾经的欣赏也被"停滞落后、孤立封闭甚至是怪异"的刻板印象取代。在这种殖民话语体系下发展出来的所谓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自带强烈的"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c)视角,尽管这一体系后来遭到广泛批判,但其影响至今仍潜移默化地存在。
以美国中国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为例。(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前身即是费氏于1955年创立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在费氏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理论框架下,中国近代史(约1840年-20世纪初)的主线和根本动力,是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社会构成的巨大"冲击",以及中国对此"冲击"所进行的"回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何培忠教授认为,这种理论严重低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内生动力。
"过去几百年里,文化好奇、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在不同历史时期驱动着世界对中国的研究。然而这些探究都被外部议程所左右,使得中国的形象从未完整或真实。" 何培忠说。"因此,中国不仅要被研究,更要增强自我研究的能力。"
但这并非是否定国外中国学的价值 —— 恰恰相反。1905年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传统儒学选官制度终结,现代教育体系逐步建立。而西方中国学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在中国知识界参考西方社会科学体系对中国原有知识体系进行改造的过程中,被引入中国的。
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王韬(1828-1897)在其著作《弢园文录外编》中写道:"西人之治汉学者,探经籍、考制度,往往有得我所未察者。"王被认为是用"汉学"描述西方对中国语言、典籍、历史与制度研究的第一人。
"我所未察者"正是中国所需要的。1978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术界首次系统地研究"中国是如何被世界研究的"。
"此时距文革(1966—1976)结束不到两年,中国站在复兴的门槛上——充满潜力,却笼罩在历史虚无主义之中,这种倾向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尤为明显。通过转向外部世界、观察他人如何理解中国,我们反而能更清晰地认识自己,增强文化自觉。" 何培忠说。他把这个过程比喻为"揽镜自照",尽管这面镜子"有可能是凸透镜或凹透镜"。
"从自觉到自信到自主,从借鉴到互鉴"—— 何培忠如是概括过去30余年"中国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 '中国学'这个曾经长期被外部力量主导的学术领域中,中国学者们正在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让中国学者可以站在自身立场上观察分析阐述观点的平台。"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