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新质生产力发展潜力，塑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导读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应对国内外新环境，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应落在技术创新、市场规模、产权制度的良性发展之上，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从“增量”和“存量”两个角度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对标更高水平的规则标准。

作者：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应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路径。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特别强调新领域、高技术含量和创新驱动。

在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的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和资本投入外加一个余值，这个经济增长率减去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增长率的余值，后被称为“索洛余值”。由于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索洛余值就变换成全要素生产率，即在经济增长中不能由劳动和资本投入数量简单增加得到解释的部分。解析索洛余值的基本构成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我们理解新质生产力提供一把钥匙。

经济学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来自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生产率提高的直接推动力是技术进步和专业化生产与贸易，而间接推动力则是制度条件。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提升容易理解，市场交换可以自发产生，但大范围、众多人参与的分工生产和互惠交换，却需要普遍且有效的制度条件，比如保护产权与尊重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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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没有技术进步，个人之间、企业之间或国家之间通过“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多易所鲜”“以所工易所拙”，同样可以创造并获得贸易收益，从而实现资源的更有效利用和经济福利的普遍提高。经典贸易理论的底层逻辑便在于此。这里提及的“三易”或三类交换，来自中国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和《史记》。

关于分工的好处，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已经有过详细分析。作者观察英国一家制造扣针的小工厂的生产和分工情况，发现生产率因简单分工而上升了成百上千倍，并且分工受市场深度和广度的决定性影响。作者强调，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让人民对自己的财产所有权有安全感、对人们遵守契约有信心，那么其商业与制造业就很少能够长久发达。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应该主要落在构成全要素生产率的三个关键项之上：一是鼓励技术创新；二是持续扩大市场规模以使分工专业化更加细密，使潜在的贸易收益更为巨大；三是进一步提升保障产权、尊重契约等制度的质量，拓展其覆盖面，也就是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质生产力中的“质”，应该也必须包括制度的质量。实际上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这三者相互作用、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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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潜力可从增量和存量两个角度来挖掘。一是做大增量。国家或企业可以一方面通过加大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催生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另一方面稳步推进以规则、标准为主攻方向的制度创新，特别是创新推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标的制度成果。创新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加大科技投入，更意味着要保证投入的质量，也就是在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客观条件的前提下，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新质生产力带来的财富增长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与此同时，依靠法律、制度对财产权利加以可信赖的保护，分工、交易和市场拓展才会顺利进行。

二是释放潜能，盘活存量。关键在于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有效激励，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可用一个例子解释盘活存量的关键作用。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工业革命，极大地得益于瓦特蒸汽机的使用与普及。但瓦特并没有发明蒸汽机，而只是改良了蒸汽机。实际上蒸汽机早在七八十年前便出现了，但直到瓦特时代才得以广泛使用，最关键的原因是当时英国的工资比欧洲大陆高出许多，以至于使用机器替代人工变得有利可图。当今世界的情形与两个多世纪前颇为相似，并主要表现在知识、数据、创新能力和相关的制度条件等生产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角度看，做大增量、盘活存量，既是一个发展命题，也是一个改革命题。具体的措施包括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等，这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有所体现。引进外资，鼓励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的流动，实际上等于扩大了市场容量。外部市场竞争加大，对个别企业来讲可能意味着风险挑战。但这同时也是提升自身竞争力，使中国与世界的生产率和福利水平共同提升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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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的发力点，是要以更大力度开放推动更深入改革。一要下大力气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规则、标准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二要进一步加大单边开放的力度。针对因为政治问题而无法生效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我们可以考虑单方面且有选择地加以实施，并以此作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撬动中欧经贸关系的抓手。当前主动开放已经迈出步伐，比如中国已经大力度实施单方面免签、零关税、负面清单等开放措施。在已签字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中国在服务业开放方面做出了承诺，比如允许欧洲投资者在中国部分城市投资医疗服务业。

三要对标更高水平的规则与标准，比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 等，并以加入这些组织为目标积极参与谈判。我们可以通过谈判来了解、熟悉、理解当今全球经贸体系及其走势，通过对标来引领国内产业演进，推进国内的改革进程。

开放的着力点除了“引进来”，还有“走出去”。可考虑在国内和国际循环之间，开辟出一块国内大循环的境外延伸带，以更好统筹协调这两大循环。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经贸依存度高，历史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更有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的铺垫与加持，或许在进行政策制度设计时可以考虑给予五国某种程度的“国民待遇”。尽管具体落地还有不少台阶要迈，但它仍不失为一个有益于高质量开放的思路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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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Stimulating potential"

出品：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责编：宋平 辛欣

编辑：张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