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争背景下的中欧关系：拓展合作，正视分歧，加强对话，管控风险

导读

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欧洲的角色至关重要。大部分欧洲国家力避选边站队，基于自身利益在中美之间挑选最有利位置。在中美长期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国也应以中长期视角审视中欧关系，在确保中欧合作稳健发展，维护共同利益的同时，灵活处理双方意识形态分歧，防止问题升级，或被美国利用。要建立和完善中欧对话和风险管控机制，在多边框架下加深和拓宽与欧洲的合作。

作者：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

欧洲基于自身强大的实力以及与中美两国的密切关系，对中美各自的战略塑造以及中美战略竞争走向至关重要。

欧盟近年来在对华关系报告中反复强调，欧洲深刻认识到自己与中国之间既存在难以调和的竞争或冲突，也存在难以舍弃的合作机会；与所有大国保持良好关系有利于自身发展，反之亦然。此外欧洲也注意到，自己已然成为中美两国都在争取的伙伴。在这样的条件下，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应对措施是避免选边，并以自身利益为基础，将问题划分为政治、安全以及经济等不同领域，采取问题导向策略制定国家政策。

在意识形态上，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政治立场与美国趋于一致，欧盟在人权问题上将继续与美国一起对中国进行指责和干涉。不过，欧洲国家以及欧盟机构的职责分配和权力结构错综复杂。以欧盟为例，尽管欧洲议会频频通过干涉中国内政的决议，但实际上这些决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欧盟委员会则尽力保持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在安全上，特别是在强调同盟体系的拜登政府执政期间，欧洲国家作为美国的传统军事盟友，将与美国保持协调和沟通，在欧洲共同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在印太地区，欧洲国家很有可能通过向西太平洋派遣军舰或与周边国家进行军事合作等手段，进一步加强其军事存在，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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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一些欧洲国家将继续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这既包括合作，又包括公平、互惠互利的竞争。虽然中欧贸易投资额将进一步增加，但是双方开展合作的产业领域将受到限制。在美国“泛安全化”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或难以在5G、人工智能等高精尖产业以及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与欧洲开展深入合作。更重要的是，即便与中国或美国在特定领域存在相同立场时，欧洲的主要大国仍力图做到“倾斜但不倾倒”。

以意识形态类问题为例，一些欧洲国家的议会基于所谓”人权”和”自由”立场对台湾的支持，是形式主义性质的“政治正确”表态，伤害了中方关于台湾不是联合国承认的主权实体，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近年来，捷克、立陶宛等欧洲小国在台湾问题上频频鼓噪，与台湾当局进行“官员互访”，设立所谓“代表处”，并得到了欧盟的支持，反映了美欧间的“价值观同盟”；但欧洲议会政治的“人权立场”能够否定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在台湾问题上接受的“主权立场”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2022年北京冬奥会也曾一度被欧洲政治人物大肆炒作。德国新任外长贝尔伯克曾称“不排除抵制北京冬奥的可能”，但遭到德国奥委会主席猛烈批评，而后改口称奥运会不应被政治化。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明确表示奥林匹克运动不应被政治化。这才是欧洲政治应该具有的理性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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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案例反映出，尽管部分欧洲小国、国家议会以及欧洲议会因为尤其重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往往行事冲动。但是欧洲大国的行为更加慎重，考量更加复杂，会按照问题领域选择自身立场，以避免在整体上倒向中美之间的一方；在特定问题领域上往往也需要谨慎行事，以避免刺激任何一方。欧洲在中美间采取“蛋糕主义”，即在保持同中美合作的同时避免得罪任何一方的不良后果。欧洲国家将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根据问题领域，灵活地在两个大国中间挑选最有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位置。

总体看，中美战略竞争将是长期化的，其走势将事关中国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与21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本态势。拜登政府上台后，组织“抗中联盟”、拉拢欧洲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队”，将是美国涉华战略攻势的重点。未来，中美欧三方关系将直接关系到美国战略打压中国政策的成败。“第三方因素”的未来演化，将对中美战略博弈的性质和内容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需要从中长期的时间维度来透视欧洲的战略逻辑，对于合作或共同利益，例如多边主义下的全球治理以及经贸合作，中国自然应积极拓展以进一步巩固同欧洲国家的良好关系。对于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国应重点防范，防止局势升级，避免被美国所利用。在具体策略和热点问题上，也要把握以下四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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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全力确保中欧经贸投资合作稳健发展，使其继续成为稳定中欧关系的“压舱石”。2022年，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冠疫情期间，欧盟27国与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势双向增长。在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存在的背景下，中欧互相加大市场开放力度有利于增加经济多样性，使中欧贸易关系升温，提高中欧相互依存度。

第二，承认中欧间存在难以消除的意识形态分歧，坚决防止此类问题激化或扩散到其他领域。一方面，尽管中欧在意识形态、价值观领域上的分歧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在涉疆、涉藏、涉港、涉台等问题上践踏中国底线、对中国利益造成实质损害的言行应受到坚决反制。另一方面，中国需以更加全面、相对灵活的对外姿态处理中欧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问题上的冲突。

第三，理解欧洲合理的安全及地缘利益诉求，建立和完善对话机制和风险管控机制。尽管一些欧洲国家在印太地区的行动中与美国步调一致，甚至寻求同美国开展合作，但本质上是为争取欧洲自身利益，而不是盲目追随美国，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暴露出的美欧、英欧分歧即是有力的证明。基于这种情况，在国家安全、主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对美欧区别对待是值得尝试的策略之一。

第四，中国应利用欧洲国家在众多国际问题上对中国的需求，在多边框架下加深和拓宽同欧洲的合作。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中国可以借欧洲力量维护多边主义，推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以达到制衡美国世界霸权、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争取中欧利益的双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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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标题为 "Three-dimensional power play"

责编 | 宋平 栾瑞英

编辑 | 张钊

实习生庄舒涵、乔靖雯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