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着持续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获得感，是各族人民群众的宝贵文化财富。
自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开始，短短20多年间，中国不仅以42项非遗问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模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道路，为地区和国际层面开展非遗保护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这些生动的实践，彰显了中国一个非遗资源大国的形象，体现了大国担当。
近日，在第七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举行期间，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原副司长、一级巡视员，中国社科院大学特邀教授马盛德接受环球网文化频道记者的专访，讲述非遗保护的“前世今生”，分享非遗保护与传承在与时俱进中的思考。
“非遗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非遗最珍贵的是文化创造力的体现。”马盛德表示，我们的先民从对遥远又美好的想象转化为思考与探索，最后形成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给我们中国文化的可知性，这对今天人们的创造，是一个极大的激励。
他强调，非遗要走入现代生活，这既是非遗保护的重要理念，也符合非遗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在今天，乡村振兴赋予非遗保护一个新起点，需要人们进一步意识到，非遗保护的核心是传承人；要重视和传播非遗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精神价值。在非遗的活态保护与传承中需要把握好“介入”的尺度，遵循整体性保护理念，构建可持续发展的非遗保护生态系统，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友好与文化共享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原副司长、一级巡视员，中国社科院大学特邀教授马盛德（受访者供图）
以人为本 非遗是活态传承的
“中国非遗保护这20来年，时间不算太长，但我们的很多理念是走得比较前面的。”马盛德告诉环球网文化记者，相比早在上世纪中期就开始非遗保护的发达国家，中国具有体系性的非遗保护工作是基于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非遗公约》）框架之下逐步开展的。《非遗公约》强调了遗产的“世代相传”“活态性”和“再创造”等重要理念，但并没有“传承人”的概念。而中国在实践过程中，在借鉴国际非遗保护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了对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这正是对教科文组织《非遗公约》的发展，是中国特色非遗保护的重要探索和生动实践。
为什么要认定“代表性传承人”？首先我们需要正确地认识到非遗是什么——非物质这个概念专家考证，在其法文和英文的原意是：不可触摸。就是说物是可以触摸的，非物质是不可触摸的；日本、韩国把非物质称为“无形文化财”，相对于物质遗产。物质是有形的，长城、故宫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非物质是无形的；如：我们的二十四节气、传承人身上的高超技艺、国医大师的“望、闻、问、切”等等。这种技艺的存在方式是个体、群体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种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这种积累的经验最终转化成为人的一种知识系统，成为一种文化记忆和思维方式而存在。所以“经验、知识、技艺”是非遗传承的核心要素，马盛德强调说。
非遗技艺需要世代相传，这是非遗的特性，也正是非遗独特魅力所在。《非遗公约》之所以强调遗产是世代相传，首先，这是因为非遗的传承是以人为主要载体的。人不可能活千年，物可以存续数千年，如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经历了800多年，我国山西的应县木塔持续了一千年，这是物质遗产的特性。而非遗的传承就要靠活着的人世世代代的传承，形成代际传承才能不被中断，才能延续其生命力，这是非遗的特性。所以称为“活态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原来的管理非遗的部门由“非物质遗产处”改为“活态遗产处”，就是强化了非遗的活态性特点。
其次，世代相传这个概念符合非遗的传承特点，如非遗的师徒传承，家族传承等模式，每一代之间的传承谱系都非常清晰，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成为一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共识性规律，成为人们非常熟悉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例如，我国不少民族都有修家谱的传统，家族的传衍在家谱里记录的清晰无比，做法非常严谨科学。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神圣之物，要世代相传，得到保护。
再次，以人为主要传承载体的非遗，其技艺本身很难用文字典籍等手段记录下来，加之我们许多民族有语言无文字，遗产的传承主要靠人与人之间的口传心授、口耳相传、言传身教等方式进行。《非遗公约》里对非遗的分类就有一种叫“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就是关注到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中口头传统表现形式的存在及其重要性。最为典型案例就是我国的《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三大史诗，就是以口头传统形式活态传承至今的。还有许多遗产如传统戏曲，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等表演艺术，师徒之间的传与承需要有一个长时间的磨合，才能传授其技艺。其中还有一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如艺术的韵味、风格、那种惟妙惟肖、出神入化的艺术表现，都具有很强的个性化色彩，这些要素的学习和把握要靠个体的悟性、才气、艺术的感觉和老师的不断点拨启发下成就的。这样的文化遗产的传承无法以文字典籍等方式完成的。所以，以上这些特性决定了非遗的传承方式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世代相传、活态传承”的方式完成。这里的关键核心就是“人”的作用。
截至目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总计3062人，其中已经去世的约有四百多位。马盛德表示，认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一举措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认识到了非遗保护的核心是‘人’，尤其是掌握高超技艺的传承人。20年来的非遗保护当中，我们认识到了对非遗的保护，离开了人，就无从谈活态的传承和保护。这是非遗保护中国实践的重要特点。”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起步晚、“家底厚”是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特点，也是难点。马盛德表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中国非遗保护取得突出成就的关键。“20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中国的各级文化机构都设立了保护非遗的专门部门”，尤其建立了以国家、省、市、县为单位的四级保护名录，“由下至上申报，最后从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选择最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项目，向联合国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马盛德介绍说，这也是中国实践的非遗保护模式。
马盛德指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非遗保护工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中国非遗保护工作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2005年开始我们花了五年的时间，开展了非遗的全国性普查，成系统、分门类对非遗资源进行登记和造册，基本摸清了散落于民间的非遗“家底”，非遗项目近87万项。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的非遗开始进入依法保护的轨道，推动非遗保护工作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代。进入“十四五”时期，由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工作部署中，进一步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健全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提高非遗保护传承水平，加大非遗传播力度，推动非遗保护事业取得更大进步。
非遗保护 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今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发布了《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通知》,进一步对传统工艺项目加强抢救记录和鼓励传承实践，助力传统工艺为人民大众的美好生活发挥更大的作用。马盛德回忆，2016年3月，全国首个传统工艺工作站建立在新疆哈密。
哈密当地的维吾尔族刺绣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是在接受中原苏绣与京绣的基础上并融入当地民族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创造出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浓郁地域风情的“哈密维吾尔刺绣”，在新疆民族刺绣艺术上独树一帜。但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哈密维吾尔刺绣这项技艺也曾一度衰弱。
哈密传统工艺工作站建立后，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师生对哈密刺绣的传统图案进行抢救性采集记录；一批时尚设计师则依据哈密刺绣的传统图案纹样及原材料，设计开发了耳机、钱包、家具产品等新产品，甚至将哈密刺绣运用到高级定制时装中，在国际T台上大放异彩。维吾尔族绣娘们在接受订单的同时，重新激发了对传统刺绣艺术的热情和活力。
马盛德表示，这种由政府主导建立一种有利于非遗保护传承和市场开发平台的工作模式，一方面让更多绣娘积极地参与进来，另一方面借助外力建立了产业产品链条，让技艺在生产中得以保护传承，让非遗能够走向今天的社会生活，把更多的年轻一代人吸引进来了。
“‘哈密刺绣’最核心的图案是牡丹。牡丹花，是来自中原的传统吉祥纹样，它是这项遗产的文化基因。”马盛德告诉环球网文化记者，哈密刺绣是中国历史上新疆哈密地区维吾尔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最有力的见证。哈密刺绣中所传承的文化基因、文化符号里，既有它可见的文化元素，更在无形中诉说着民族友好、文化融合的历史故事——这正是我们非遗传承里最核心的精神价值。
马盛德赴外考察国际非遗保护经验时的留影（受访者供图）
警惕误区 建立正确的非遗保护理念
近两年，马盛德忙于新书写作。他将自己多年躬身于非遗保护工作中的经验与思考，走遍全国及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所看到的非遗保护鲜活案例与切身体会，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凝结于这份手稿中，以期能够面向大众普及和传播非遗保护的正确理念。
马盛德强调，非遗属于活态文化，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应是以人为主体的技艺传承、文化精神的传承，而不是物质的传承。“过于关注遗产的经济价值和市场效益的行为，导致了一些地方在非遗保护方向上的偏离。”在调查中马盛德发现，在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申报中，一些地方把凡是没有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项目全部拿掉，有些地区干脆把民间文学类项目一律不申报。即便是这些遗产项目的社会认知度很高，但因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被冷落。这些做法严重偏离了非遗保护的正确方向。这是马盛德近两年在各地考察时察觉到的一种现象，引起他作为一名研究者的不安。
他表示，我国非遗共有十大门类，其中具有商品属性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炮制技艺类项目才可以适用于“生产性保护”。比如制茶、酿酒、酿造类和饮食类项目，以及纺染织绣等技艺，这些项目本身就具有商品属性和市场属性的，是能够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交易，所以生产性保护这一理念是符合这类遗产特性的。与此同时，其他门类里的一些项目本身并不具备直接创收的能力，如果我们只关注有经济价值的遗产，而忽略了其它不能产生经济价值和市场效益的遗产，必然造成整个非遗项目之间的不平衡，这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造成了不同的感受，在社会整体层面也造成了导向上的偏差，非遗保护会进入误区。实际上这是一种非遗保护理念上的倒退现象。马盛德提醒，一旦背离了非遗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保护初衷，就会破坏非遗保护的生态系统。
“非遗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载体，非遗最为宝贵的是精神价值，这是非遗保护工作的核心。基于这样一种重要的认知，我们把非遗比喻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的DNA、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马盛德举例说，民间文学向来是非遗保护工作中的难点，它无法直接产生经济价值，却构建了人类的精神家园。最典型的就是民间文学里的史诗，是一个民族非常宏大的精神文化支柱。史诗歌颂的是民族英雄，他们的名字和形象里具有精神的标志。而对英雄的崇拜，形成了一个群体共同的价值观。
因此在非遗保护工作中需要平衡发展，兼顾遗产的各个领域，建立整体性遗产观，全面协调发展。
多年来，马盛德在全国各地的讲座中向大众普及传播非遗保护理念（受访者供图）
文化复兴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提起非遗，很多人都会把它与古老的生活方式挂钩，但在马盛德看来，非遗最珍贵的是创造力，“古人的智慧需要敬畏，同时也需要我们可持续发展”。非遗的保护不是让其成为动物园里的“大熊猫”，也不是对古老器物的复制，而是在活态传承中寻找与当代人的精神连接。
“我们提出文化复兴，并不是要文化复古。”马盛德强调，要让古老传统的非遗走进现代生活，成为人们的重要生活方式，这是我们开展非遗保护的终极目的。活态传承在今天的非遗，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与生活方式，融入时代的新气象，不提倡原封不动地保留。如同中国汉字的流变一样，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字体不是一成不变，但方块字的象形文字始终不变。再从竹简上的书写到今天显示在手机、电脑里，外在的表现形式虽然改变了，但汉字的文化基因始终在传承。
非遗是古老的、是传统的，也并不意味着存在时间越久远的就都是“宝贝”，马盛德指出，这也是人们对于非遗的认识上常常会有的一个误区。无论是四大发明、二十四节气......这些曾经的创造性的劳动智慧体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都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因此，非遗保护的对象，不是一个项目存在的年头越久就越有价值，而是要看它能否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没有创新的底蕴？非遗传承的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嫦娥五号”“玉兔号”“祝融号”“天宫一号”......细数在今天的中国航天工程里，最尖端科技产品、空间站的命名都出自于中华文明里的远古神话。“这些命名非常精确地、强烈地吻合了我们古人在神话传说中对于宇宙和天空的一种探索和向往。它们都是存在于我们民间文学典籍里的故事，并且一直在活态传承。”马盛德指出，我们并没有使用“雅典娜”“阿波罗”“宙斯”等这样的名字，而是从民族远古神话中寻找灵感，这正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延续与新生，“让高科技的产品与传统文化巧妙融合，是国家顶层设计上对非遗现代化的绝佳实践。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名字’获得了全球的瞩目，成为中国文化最好的一次海外传播。民间文学类遗产所拥有的也正是这种魅力。”
非遗创新与传播把握好“介入的尺度”
非遗如何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马盛德认为，这是非遗保护中非常重要的命题。因为遗产是我们先民们的伟大创造，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所以我们在非遗的保护利用和融入现代生活时需要把握好尺度和分寸，也就是“介入的尺度”。在保护利用时首先需要有一个敬畏之心，需要小心翼翼地对待遗产，不可以粗暴行使和“伤筋动骨”式的对遗产进行改造。
例如，《格萨尔》史诗是流传于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等地区的民间文学遗产，歌颂的是旷世英雄格萨尔王的故事。青海果洛则是格萨尔史诗的主要传播区域，2016年文化部在青海果洛建立了“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对这一英雄史诗进行区域性的整体性保护。在生态保护区内开展非遗传统工艺的保护利用时，充分挖掘丰富的格萨尔史诗资源，当地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合作中，提取格萨尔英雄史诗的文化元素与上海的“英雄牌”钢笔开展联名合作，创造出一套“英雄牌”钢笔礼品组合，让人们见识了老字号与非遗跨界的魅力。
“两个“英雄”，结合得很好。”马盛德表示，要鼓励这种遵循文化遗产规律，让非遗的内涵价值与外在表现形式恰如其分地相结合——这就是比较好地把握了“介入的尺度”。
马盛德指出，近年来我们开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以及传统工艺工作站等，都在非遗走进现代生活这一领域里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但是我们也要清楚，非遗的活态保护与传承，离不开一定的传播与共享。尤其面对今天的信息时代，非遗在内容载体、传播方式上要利用好现代的科技与手段。譬如民族语言与方言的保护本身就有较大的难度，但眼下就有用方言演绎的电影，通过具有影响力的明星用方言进行表演，很好地实现了方言保护与大众传播。
此外，动漫化改编也是活化非遗的有效方式。国产动画电影《雄狮少年》讲述了一群少年热爱和传承广东非遗“醒狮舞”的故事，从舞狮练习到拼搏夺冠的一路艰辛历程，令马盛德看后也颇为感动。他认为，用青少年喜欢的动画动漫形式作创新表达，是面向青少年普及和传播非遗的很好方式。
现在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手段为非遗融入当代生活发挥作用。要根据不同层次的受众群，探索多种传承传播方式。只有具备一定的传播面，才能为传承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我们鼓励更多的有识之士，积极大胆探索非遗的现代传播方式，让我们的年青一代通过现代科技和传播方式更多地了解非遗，认识非遗，从而达到传承与保护的目的。”马盛德道。
2016年11月，马盛德率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摄影/新华社 受访者供图）
文化共享 共筑人类可持续发展新篇章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惊艳了全球观众，对于马盛德来说更是格外惊喜。他曾作为中国二十四节气申遗代表团团长，经历申遗全程。
“在国际性的大型体育盛会里，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里的一个方式作为创意，与世界分享这项非遗，既是一种文化传承，也是对优秀文化遗产的弘扬与传播。”马盛德表示，二十四节气有着最为广泛的认知度，它的时间性、跨越多学科、跨越民族、跨越地区、跨越意识形态，没有等级之分。从古至今无论帝王与老百姓，都要遵循节气规律。尤其在今天，我们遥望古人曾经达到的智慧与创造的高峰，“它给予了今天的人们一种激励，增加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非遗提供了一个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鲜活案例，在我们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当中是需要借鉴、研究和学习的。”
“二十四节气，还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球的广泛共享性。”马盛德认为，非遗在和谐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民族、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也有很多可借鉴的方式和理念。
马盛德举例，在我国新疆有一项非遗名为“麦西热甫”，它在维吾尔语里意为“聚会”“场所”,是一种集民间歌舞、乐器演奏、竞技表演和游戏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民间娱乐活动。在节假日里、在丰收之后、在婚礼上、在一切人们高兴的时候，能歌善舞的人们便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举行麦西热甫，跳起欢快的麦西热甫舞蹈。而这其中，还有一种叫“道歉麦西热甫”，就是为过失双方请求谅解、解除恩怨、调解关系而举行的麦西热甫。
“如果人们之间出现矛盾或纠纷时，村子里的长者会出面主持这场麦西热甫，促使当事双方重结友善，相互敬茶、道歉。”马盛德表示，这样古老而传统的方式，能让人们在音乐和舞蹈中化干戈为玉帛，正是今天我们可以借鉴用以处理矛盾的一种方式，“在非遗保护中，鼓励用这种方式让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处理纷争问题。为我们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它的启示和意义。”如果民间的一些纠纷都要上法庭去解决，那势必会造成彼此都非常尴尬，人们的关系更加不和谐的状态，甚至从此结下更深的恩怨呢！那么，以“道歉麦西热甫”这样的方式处理是最能达到和谐的一种关系。这些遗产的文化内涵是我们在保护中非常值得去挖掘其重要价值的地方。
马盛德指出，地球是人类生存的家园，如同环保和气候问题在今天成为全世界共同关心的议题，非遗也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国际层面来推动非遗保护，也是各个国家认识到了非遗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巨大的潜力。”因此联合国鼓励遗产的共享性，让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享。希望各国和地区在申报遗产的时候相互了解，彼此尊重，共同分享文化遗产所带来的和谐关系和和平的环境。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申报规则，“同源共享”的遗产项目，既可以遗产共享国联合申报，也可以单独申报。在非遗联合申报、联合保护、共同分享的过程中，可以增进了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友谊、合作、交流和文化的共享。比如我国与蒙古国共同申报蒙古族的“长调民歌”，与马来西亚共同申报“送船王”。而“猎鹰驯化术”这一遗产则在全球一共有24个国家联合申报。
非遗的最大魅力见证了人类的创造力
非遗见证着人类的创造力，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也是一个地区或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我们的文化不能建立在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基础上，一定要在优秀的传统中发扬而来。我们的好多民间文化在过去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但是民间文化又表现出一种强盛的生命力，它就像一条暗河一样，奔流不息。这种生命力也恰恰是我们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马盛德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非遗保护的关键核心也是想通过世界各地各民族非遗所体现的人类创造力和文化的多样性，为当下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提供经验借鉴，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非遗最大的魅力所在。比如我们的节日仪式等民俗类非遗，在构建当代社会和谐、家庭和睦、民族团结和文化认同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还有很多生产性保护的传统技艺类的非遗项目，在改善当代人的生活品质、丰富人们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及带动就业等方面极具潜力。在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扶贫攻坚、脱贫致富国策中，非遗传统技艺类的项目就发挥了积极作用。还有我们的昆曲、京剧、侗族大歌、花儿、苗绣、古琴、史诗、传统舞蹈等，这些遗产不仅见证了人类的创造力，而且是我们当代文化发展和再创造的重要资源。
正如我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原本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口头文学项目，但是后来却以这样的一个传说故事为原型衍生出了一系列艺术产品。很多艺术作品雅俗共赏，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如小提琴协奏曲、交响乐、电影、歌剧、舞剧、多种戏曲艺术等上百种文化表现形式。这一遗产中的“化蝶”情节是这个传说故事中的点睛之笔，充满了想象力，它使这个悲剧故事得到了升华，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这样的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文化的创造性产物，它充分体现了人类天才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梁祝中‘化蝶’的情节，太绝妙了！”马盛德动情地讲述，“化蝶”凝聚了中国人的审美与情感，这笔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以与全世界分享的中国非遗之美。他强调，古老的文化遗产体现了很多祖先的智慧。“过去我们给予这些遗产的重视不够，如今应该更好地去研究、提取、应用，为当代人类的生活提供更好的精神指引。”（完）
【环球网文化频道 记者 代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