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中国 | “绿色发展红利”：中国为全球贡献的又一公共产品

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就启动“全球发展倡议”作重要讲话，郑重承诺“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加大发展资源投入、重点推进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展现了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担当。

当前，能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疫情防控和疫后复苏的主要瓶颈之一。中国作为最早控制住疫情，并以“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引领社会深刻转型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正通过分享中国低碳发展经验以及提供绿色能源援助，致力于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疫情条件下实现能源转型，推进绿色发展。

中国从建国初期开始就深刻认识到能源和电力对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能源援助主要以开发利用化石能源为主。据统计，1956年至1985年间，中国共帮助16个国家建成52个能源项目，总装机容量110万千瓦；援建输变电工程18个，线路总长2400多公里。

在开发利用化石能源的同时，为便利偏远地区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国还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了一批沼气发电、小水电等因地制宜的离网可再生能源项目，并于1981年同联合开发计划署合作，在国内建设了专注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小水电研究和培训中心，进行了早期绿色能源援助的有益探索。

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内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强大支撑。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国际发展合作也随之向现代绿色能源援助转型：在多边层面，中国在南南合作气候基金支持下，持续向发展中国家捐赠光伏照明和发电设备，开展绿色低碳发展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培训；在双边层面，中国加大了绿色能源援助力度，包括为尼泊尔提供总装机容量1兆瓦的屋顶光伏，通过优惠贷款支持肯尼亚建成东非最大的光伏电站——加里萨50兆瓦光伏电站等。

中国快速迭代的能源技术和规模经济效应，使得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成本大大降低。通过与中国的发展合作和商业合作，更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分享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利好。

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面临能源消费需求旺盛与能源供给不足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也面临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控制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严峻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以上难题，致使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和主权风险上升，融资成本高企，部分规划当中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被迫搁置，私营资本缺乏对能源电力基础设施进行长期投资的意愿，甚至在疫情期间扎堆外逃。

但同时，疫情也为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提供了一个窗口期。全球经济对化石能源和电力的需求量下降，全球资本对化石能源的投资意愿降低，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进行能源结构调整。全球主要经济体开始就海外融资退出煤电达成共识，转而寻求支持可再生能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开发方面引进投资和技术以及降低成本。

面对当前疫情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的迫切需求和宝贵窗口，中国有针对性地加大绿色能源援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更大助力：

一是对接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中国能源援助应尊重东道国发展议程，回应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对接东道国发展规划，提升能源对外援助项目与东道国能源发展远景的兼容度。

二是分享低碳清洁能源发展解决方案。中国可再生能源设备产能和国内装机已连年稳居全球第一，可再生能源领域比较优势还体现在节能技术、减排技术、绿色金融等领域。例如，对市场机制和营商环境相对良好的国家，可开展绿色金融政策交流和人才培养援助项目；对东道国已落成的化石能源项目，可开展污染物排放改造、综合节能改造和电站灵活性改造援助；对于成本和技术门槛较高、但备受全球关注的新兴技术，例如碳捕捉和封存，也可考虑以援助开展可行性研究或技术培训，撬动后续商业合作。

三是分享中国能源脱贫与能源转型相结合的发展经验。中国在推动14亿人口全民通电和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探索了协同推进能源脱贫和能源清洁转型的创新方案，例如，“实施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工程”被纳入了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建设高质量乡村能源体系、发展普惠式光伏、实施乡村风电工程等倡议陆续铺开。中国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加强能力建设合作和政策交流，探讨开展“方案援助”，分享中国经验。

四是以可再生能源助力新冠疫情防控工作。能源电力需求贯穿疫情防控工作各个环节。在发展中国家偏远地区，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电力设施往往比以化石能源驱动的大型集中式电力设施更能满足医疗卫生工作和日常生产生活需求。中国已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等援助资金项下，多次开展对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物资赠与。可探讨加强能源部门和卫生部门的跨部门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获得医疗设施必需的供电和照明服务，以及疫苗冷链运输所必需的制冷设备等。

中国低碳绿色发展红利已成为可与全球各国分享的全球公共产品，尤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选择适宜本国国情的绿色复苏和可持续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