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蒸饺店，“救了”十一个妈妈
在这里，填饱一些人的胃的同时，她们也终于给生活扯开一道口子，钻出来，让照护与工作得以平衡。生存之外，这同时是一场心智障碍儿母亲们关于生活乃至自我的探索与试验。
给生活扯开一道口子 钻出来
长春城北，靠近居民区有一家蒸饺店。进店后，你能一眼望进后厨——女人们手速飞快，馅料被塞进面皮，饺子捏成，蒸屉被迅速填满，一个个摞起来，两口蒸炉上热气氤氲。
80平米的店里放了十张桌子，在进门左手边角落里的餐桌边，总有孩子在削土豆皮、择韭菜、装蒜盒。那是一张特殊的工作台。有时他们也负责收拾餐桌，扫地，偶尔照顾客人用餐，话语断断续续、含混不清。
这些孩子最小的14岁，也有大一点的，22岁。他们患有不同程度的心智障碍，如自闭症、唐氏综合征、脑瘫等。特教学校放学后，他们会来这里帮忙。更多的工作由后厨里的女人们承担，前厅的服务、卫生，后厨里一切细碎的活计。
后厨里的女人们是孩子们的母亲。
2021年6月30日，在长春公益人徐旭牵头下，这家特殊的蒸饺店开业，11个心智障碍儿母亲入股店铺，让蒸饺店运转起来。在此之前，为了照顾孩子，她们中有人超过十年没有工作，有人只能在夜里做些按件计费的手工活。她们曾是教师、裁缝、个体经营者、售货员……妈妈和妈妈是不同的。成为心智障碍儿的母亲后，她们不得不告别工作，变成24小时的贴身陪护，自己的生活也慢慢湮没在孩子的生活中。
在这里，填饱一些人的胃的同时，她们也终于给生活扯开一道口子，钻出来，让照护与工作得以平衡。生存之外，这同时是一场心智障碍儿母亲们关于生活乃至自我的探索与试验。
在这里 每一位母亲都能被包容
客人眼里，蒸饺店的一天从上午9点半开始。但早上7点，王春芝就在店里了，她是店长。卷闸门拉起一半，她带着儿子洪旭在店里备货。一天要用的菜品已经送来，她在后厨准备，洪旭就坐在前厅择韭菜，把蒜泥装进小盒。洪旭14岁，患有唐氏综合征，曾是医生口中那个“活不长”的孩子。现在，他一勺勺把蒜泥装进盒内，用手抹光边缘的残留，双手按紧小盒，直到听到“咔哒”一声，才安心放下，把它们成排摆进收纳盒。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店里逐渐热闹起来。收厨余垃圾的、送水的车都来过，早班的母亲们也陆续到店上班了。
上班时间配合着特教学校的上学时间。来上班前，她们先将孩子送到学校，到了下午两点半，第一班结束，刚好赶上孩子放学的时间。晚班的再来接力顶上，放了学的孩子也赶来帮忙。
下午1点半，王春芝就在后厨喊，“接孩子的快吃伙食饭啦”。吃过饭三五个人结伴走两公里，去特教学校。
在这里，每一位母亲的时间都能被最大限度地包容。上夜班的王雪，从中午11点半工作到晚上11点半。她38岁，是店里年纪最小的。孩子出生前，她和丈夫离婚，成为单亲妈妈。儿子睿晨两岁时，在北京被诊断为有自闭症倾向。睿晨很少说话，也不太能说出完整的句子。他能发平舌音，卷舌音发不出。母子俩在家时，王雪总是自说自话，有时睿晨突然冒出一个词，能跟她对上，她就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再问，就得不到回应了。
早上送完孩子王雪就来店里，下午把儿子送到姥姥家，再回来上班。
王春芝年轻时曾是热爱服装剪裁的裁缝，在儿子出生后就放弃了那些色彩各异的面料和自己的手艺。如今49岁的她，因为工作和照护孩子无法平衡，已经十多年没工作过。
韩怡仙也49岁了。她曾是一名教师。中专毕业后，她跟同为教师的父亲一起开了幼儿园。儿子鹏飞患有自闭症，已经22岁，一米七多的身高，体重已经超过两百斤，是个壮硕十足的男人。
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绘画天分。在幼儿园时，小朋友让他画老虎，他就能画一只惟妙惟肖的老虎。韩怡仙曾想送他去专门的绘画班学习，可去了几家都被拒绝了，“怕影响其他孩子”。那时他不会表达，也不爱交流，总是自言自语。在幼儿园里温和、老实的鹏飞经常被欺负，但他从不吭声，也不反击。
直到上小学的年纪，有位校长告诉韩怡仙，鹏飞的表现是典型的自闭症。那时韩怡仙早已关掉幼儿园，家里唯一的收入来自丈夫。鹏飞的异常，让她再也没能走出家门工作。
在蒸饺店里，一场冒险开始了。
蒸饺店后厨“乌压压全是人”
冒险开始，可一切是那么艰难。为了让这些母亲们走出来，徐旭想了很多办法。她是长春中医药大学的教师，2012年开始关注心智障碍儿和其背后的家庭，带着家长们创业。在此之前，徐旭带着妈妈们摆摊卖过卫生纸，卖过鲜花，也卖过孩子的手工作品。但这次太大胆：疫情下餐饮业遇冷，店铺一家接一家地关。但她自己拿出20万，给这些母亲兜底。赚了，大家分，赔了，她来背。她很早就意识到，创业一定要联合起来，家庭和家庭联合起来，母亲和孩子也无法分开，在这里两种联合达成了统一。蒸饺是徐旭评估后，觉得靠谱的，她找来做公益的商人加入，一起给这些母亲们增添底气。
徐旭让王春芝担任店长，觉得这个责任她能担起。王春芝没打怵，“觉得我行，那就我来”。徐旭说王春芝是付出型的。蒸饺店之前，家长们带着孩子在夜市摆摊，王春芝总是最早到，组织大家，一直待到晚上9点多，夜市结束。
开业前几天，徐旭在监控上看到后厨，“乌压压全是人”。其他餐饮店里通常三四个人手就足够了，但是蒸饺店里大多数时候都是七八个人，用工成本提高了。可是徐旭不舍得任何一个人离开。她明白，对于心智障碍儿母亲，她们太需要一份能兼顾孩子的工作。
对王雪来说，这份工作带着生存的意义。这个给自己的微信取名“雪大胆”的女人，年轻时从没操心过钱和生活。她自己开花店，还帮父亲跑活儿去装防盗网。但自打儿子两岁半时突然不说话了，生活一下子像是翻了个个儿，王雪成了伸手要钱的人。
为了有时间照顾儿子，她曾做过很多种工作，多在晚上。快递分拣、饭店夜班服务员、卖保险，时间自由的工作她几乎都干过。但仍旧协调不开照顾儿子的时间。
在蒸饺店，王雪可以接送儿子上学，也能自己上班工作，她终于不用跟母亲伸手了。“无论赚多少，我都知道我起码还能挣钱，不用什么都跟家里要。”那种舒坦的感觉，救了她。
母子共同的“理想之地”
其他餐饮店遇到的问题，在这里只多不少。开始时效率低，三个人包饺子，供不上卖，有客人等得急，不吃了。大家也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项今天盈利明天可能就赔掉的生意。后来，徐旭鼓励大家比赛，开始时，一笼10个饺子，最慢的人要花7分钟。最后，时间被缩短到1分43秒。
员工间也曾有矛盾。王雪性子直，在前台点单、管理外卖时，哪个环节慢了，她就大咧咧地催。有时后面应付不过来，就抱怨她态度不好。但问题总也掩盖不了这里的光。在这里，孩子和母亲，能够暂时解绑，达到另一种平衡。
原来的一天24小时，王春芝都盯着孩子，跟其他人接触少。重新回到社会，“跟人家好像不是一路人”，别人聊的是最新款的智能手机，但她知道的只有孩子的事。她可以一辈子窝在家里，但是孩子不行。他在长大，总要走进社会，硬着头皮也得走出来。
洪旭痴迷一切圆形的东西，有时他走到店门口，拿着个塑料圈在门前跑来跑去。王春芝站在店里结账，抬眼就看到儿子。
蒸饺店同时成了于春芳的“理想之地”。她和女儿同在店里工作，于春芳掌管着做汤和面的小灶，还负责着店里的酱菜。22岁的女儿徐强收拾桌子，摆饮料。
于春芳是母亲里唯一有餐饮业经验的那个。为了以后能带着徐强一起工作，她自己开过早餐店。但很快，单打独斗带来的疲惫几乎击垮她，她关了早餐店，只在超市工作。
出生后一直到成年，徐强大部分的时间都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于春芳早上出门工作时她还没醒，晚上回来，女儿早就睡了。疏于陪伴带来的后果是，徐强的脾气越来越大，也更爱哭。
她做了一个艰难的抉择，辞掉超市的工作，跟徐强一起在蒸饺店上班。这并不容易，她已经在超市工作了13年，退休后每月能领至少3000块的退休金，她也早就习惯了那一方天地。
但在蒸饺店，她能看到徐强在变化。不再轻易哭，不上课的时候她愿意呆在店里，不需要收拾桌子时，她就把饮料放进冰柜，把里面凉的挪到外面，再把新的放进最里面。于春芳有时在后厨抬眼看到她，她正默默做事，做完了就安静地守在前台，等着有人需要她。她也不大发脾气了，也更有耐心。她学习很积极，加入了徐旭新开的拼音班。以前读消息她四个字就要停顿一次，现在能读很长一句话。
晚上8点半下班后，母女俩一起往公交站走，坐40分钟公交回家。这是母女俩珍贵的相处时间，徐强会主动跟她讲起学校发生的事。跟哪个朋友闹了别扭，谁又拉黑了谁的微信。有时她说得急切，声音越说越大，公交车上有人投来异样的目光。但于春芳似乎没那么在乎了，她默默听女儿说，偶尔搭话。
像背负着某种原罪
徐旭接触过太多心智障碍儿的母亲，她们像背负着某种原罪，“很多妈妈觉得我生了这样的孩子，好像我对这个家庭做错了什么事”。耻感总是突然而至，就像于春芳在公交车里感受到的异样目光。
韩怡仙花了很多时间应付孩子给丈夫带来的羞耻。多年前丈夫在市场上做水暖工，也做电焊，最多的一个月赚1400块钱。那是全家的花销。儿子鹏飞进入特教学校后，她全身心扑在孩子上，有时丈夫埋怨她，“你啥也不是”。闲下来，痛苦像密密麻麻的小虫子一样扑过来。
丈夫对儿子开始抱有某种“敌意”。他从不带他出门，有时鹏飞闹起来动了手，他也动手。她其实能理解丈夫的耻感，可她无能为力。
2014年，北京一所专注心智障碍儿童艺术创作的机构联系上韩怡仙，她带着14岁的鹏飞和4岁的女儿，像是对丈夫的逃避，去了北京。在那所学校里，鹏飞学习绘画，她担任生活老师，照顾那些十三四岁还有更大一点的孩子。
两年后，小女儿到了上学的年龄，她又带着孩子回到长春。也是在那个时候，她参与到徐旭组织的活动中，认识了更多的心智障碍孩子和母亲。丈夫也发生着变化，兴许是一家人分居两地给了他足够的时间思考。回到长春后，他更愿意接近鹏飞。参加活动时，韩怡仙如果没有时间，丈夫就顶上。
“鹏飞画的，画的我们”
前一阵，徐旭陪着于春芳去给新店铺选址、签合同。于春芳想带着徐强自己开一家店。按照约定，她的店里至少要雇佣一名心智障碍儿母亲。这是徐旭规定的，她得保证有了好的开始后，裂变能够持续下去。新店120平方米，还给孩子们预留了活动室。现在徐旭的心智障碍儿家庭创业计划，已经有50多个家庭参与其中。
成为心智障碍孩子的母亲后，她们从自己变成了某某妈妈，关于自我的那部分被挤压，逐渐消融在孩子的世界里。进入蒸饺店前，她们就这么隐匿了十几年甚至更久。如今她们都顺着撕开的那道口子走出来。母亲们凑到一起，总是有话聊，在这里说起孩子少了忌讳，话不知不觉就变多了。后厨总是很热闹。
王雪的压抑感被那间拥挤的厨房稀释掉了。因为儿子，她几乎和所有从前的朋友都断了联系，可是对着这里的母亲什么都能聊。大家有着差不多的遭遇，不会有突然扫过来的异样目光，也不会有阴阳怪气的语调，哪怕是善意的怜悯。头一个月，孩子们拿到人生第一笔工资，王雪比他们还高兴，“那种感觉说不出来，我们的孩子能挣钱了，他们不是废人，没有我们他们也不会饿着”。
日子好像没什么大事发生，但又好像翻天覆地地变化了。
于春芳先迈出了一步，大家也都在有意无意地规划着未来。鹏飞喜欢电脑，韩怡仙给他在徐旭组织的电脑班报了名，希望他好好学，以后能有机会给他开个复印店。
王雪对儿子更严苛了。她刻意给他划定规则，培养他的习惯。为了不让儿子随意发泄情绪，她动过手。她必须让儿子知道，伤害自己和他人是绝不可触碰的底线。“我不知道我能陪伴他多久，即便别人照顾他，他也得是个值得人照顾的孩子。”
现在睿晨能够自己网上购物，十岁时，王雪放开手脚，让他学习做饭。帮他打开煤气，让他自己洗菜、切菜。第一次做的饭半生不熟，但是王雪很满意。现在他能自己削土豆皮，炒土豆丝。有时王雪在家不做饭，他就帮她泡一碗方便面。
将近11点半，街上只剩对面的24小时便利店还亮着灯。王雪按下开关，蓝白的灯牌熄灭，蒸饺店的一天结束了。
9月19日，徐旭组织大家在蒸饺店给妈妈们集体过生日。她给她们准备了面膜作为生日礼物。“女人都是爱美的，想让她们回归到女性正常的生活当中。”第二天徐旭收到韩怡仙发来的消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
王雪的生日也在9月，那天对着那个缀满梅花的蛋糕，王雪许了一个生日愿望：两三年后，和儿子有个自己的小店。
蒸饺店开业后，鹏飞曾为这些母亲画了一幅画。左边是王春芝，右边是于春芳，她托着徐强的脸，意味着照顾。戴眼镜的代表着他那做老师的母亲韩怡仙，长头发的代表着其他的母亲。
“他可能就是瞎画的。”韩怡仙说。可是大家都喜欢，王春芝总爱跟别人展示那幅画，“鹏飞画的，画的我们”。
她们以前从没想过，在看不到尽头的黑暗甬道里，有一天，自己能和孩子走出来，一起撑起生活。
本报记者/佟晓宇
（佟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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