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中国 | 拜登时期的美国，可能出现“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获得了霸权地位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维护这一霸权成为当前美国对华政策中非常重要的动机。但同时，中美两国在共同的国际机制里也很重要，现在对于中美关系产生积极作用的很多因素都是在多边框架下存在的，这是过去40年中美关系发展的产物。中美关系进一步国际机制化，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敌人因素”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另一个因素。美国在不同阶段都在寻找和塑造外部“敌人”，以达到凝聚国内共识与政治团结的目的。现阶段中国成为了美国“最方便的敌人”。美国能否发动“新冷战”，取决于亚太地区和欧洲对中国的态度。

在拜登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走向可能表现出几个新特点。

首先，拜登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走向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出现一个“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民主党内部也有对华鹰派，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要求对中国强硬。此外还有共和党的推动，未来共和党在议会中对拜登会产生非常大的制约。

二是中美之间形成竞合关系。拜登明确表示，中国是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但不是敌人。这意味着中美之间该合作的可以合作，包括在气候变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等领域。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竞争和合作的比例不确定，针对这一不确定性，我们在制定对策时应当特别小心。

其次，拜登整个对华政策的基本特点有可能表现为相互依赖网络下的竞争博弈。他强调中美完全脱钩不现实，因为利益集团政治、全球化受益者在背后发生影响。中国和美国主要的共同利益是维护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保持不脱钩，但并不能排除局部的技术脱钩。拜登可能会更多地听取美国工商界的意见，包括在技术竞争方面怎么做。他在开放市场方面也会进一步加大力度，包括在多边框架下中美可能有非常多的竞争博弈。

在新力量的基础之上和新的环境下，中国会更加自信，进一步扩大开放。从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到提出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都是中国自信的表现。反观美国，拜登政府任何关于加入CPTPP的谈判，都会受到国内政治很大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中方主动作为，扩大开放，下先手棋，显示中国的内外治理能力在不断提升。

第三，中美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这对中国体制的灵活性、适应性是一个很大挑战。美国不断强调“对等开放” (reciprocity)，这个概念在中美相互依赖网络的博弈进程中将反复出现，不仅仅局限于贸易、投资领域，还会扩大至其他领域，例如新闻出版、媒体管理、教育、人文交流等方面。

第四，在塑造未来中美关系的过程中，高层沟通是关键中的关键。高层沟通应该确定中美共同的战略利益，底线就是不发生战争。中美之间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共同的责任。中美之间是以竞争为主还是以合作为主，竞争与合作的配比如何，需要拭目以待。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政治信任是基础。过去几十年，中美有过政治互信，中国选择了拥抱全球化，美国接受中国加入全球化。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中美之间缺乏政治互信，存在分裂成两个平行市场、两个供应链的危险。

总之，经过特朗普执政的4年，随着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美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美的实力对比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的实力提升明显，中国在贸易冲突和中美竞争中展示了抗压能力、动员能力和治理能力，中国现在有更大的信心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在一个新的环境下，中国会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来“塑造”地区和国际环境，包括“塑造”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