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提振经济不能仅靠“撒钱”

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最大的“黑天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产生的冲击前所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认为这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并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约3%。其他一些研究机构的预测也很不乐观，全球经济正面临空前危机。

规模空前

为了拯救经济，各国紧急出台了大规模的财政救助计划：美国2.36万亿美元、日本108.2万亿日元、德国7560亿欧元、意大利4350亿欧元。德国和日本的救助金额相当于各自2019年GDP的20%，美国约为10%，可谓是二战以来、甚至有史以来出台的最大规模财政救助计划。

除了救助规模超大，各国还使用了“一切合适的政策工具”，例如财政政策也被提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多国政府不仅救助企业，同时也救助家庭和个人，不仅减税降费，而且开动“直升机撒钱”。实际上，这些钱主要来源于中央银行开闸放水，多国央行承诺为政府提供无上限的流动性，相当于拆除了财政与央行之间的“防火墙”。

短期保护

各国之所以实施如此大规模的财政救助，是由于认为此次疫情是“一次巨型的自然灾害”，“一个迟早会过去的短期冲击”。在这样的定性下，各国政策的出发点是在面临巨大外部冲击时，为经济社会制造出一个“保护垫”和“缓冲区”，以防止经济体系分崩离析，防止社会动荡，并寻求在冲击过去之后，整个经济社会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原状。

“短期”和“保护”，是理解各国财政救助政策的两个关键词。

至于政策效果，则高度依赖于疫情持续的时间，类似于“直升机撒钱”、央行提供无上限流动性这样的非常规做法，只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这么做，不可能长时间维持。另外，在大规模刺激政策之后会形成巨额债务，这将大大增加今后经济体系的脆弱性。

只有在全面认清其他国家慷慨救助政策背后的深层次意图、代价、政策后遗症的基础上，才能讨论中国自己的政策选择。

综合考量

疫情已经重创了中国经济。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为-6.8%，是1976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疫情也重创了我国财政，一季度财政收入下降14.3%，税收下降16.4%，除了环保税以外，其它所有税种全都大比例地负增长，对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影响都十分巨大。

从疫情发生到现在，财政部门已出台了多轮支持政策，相关减收增支已经超过1万亿元。现在看，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国内疫情基本得到了控制，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体系恢复没有想象中那么快，特别是由于全球疫情的蔓延，外需处于崩塌状态，进一步加深了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延缓了中国经济恢复的进程。

为此，中央政治局指出，要出台一揽子支持政策，助力经济社会恢复。财政政策方面，即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专项债和发行特别国债。这一计划下，建议关注几大要点：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和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处于疫情的不同发展阶段。按世卫组织的说法，大多数欧美国家处于疫情第一阶段，即“遏制”阶段，此时政策目标以“保护”为主，重在保护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基本稳定。而中国目前疫情防控处于第二阶段，即“放缓”阶段，此时政策应主要以中长期恢复为主。

其次，在疫情冲击之下，国外大量企业都遇到了资金流的问题，所以财政救助政策中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设置“特殊目的机构” (SPV) 来收购企业资产，为企业注入短期流动性。中国当然也有直接购买企业资产、支持企业的需要，但不像西方国家那么强烈迫切。中国有庞大的国有企业，在危机袭来之际能发挥“经济稳定之锚”的作用。应当将重点更多地集中在一些受影响严重的重点行业、重点区域以及民营企业、重点头部企业等关键领域和环节上。

第三，要努力提高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多使用定向贷款、政府担保、财政贴息等介于财政与金融之间的政策工具，以放大财政资金的效应。另外还要强化救助政策与“稳就业”的关联度，例如鼓励接受财政援助的企业承诺不裁员。

我们的政策要留有余地，更多“以改革救市场”。自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的乌云始终笼罩中国，面对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上下下形成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风险意识，并在政策层面做好了一些准备。

今年疫情袭来之后，我们因应疫情变化，从容不迫地推出了一系列救助政策，政策节奏掌握得好，市场接受度很高。今后一个时期，更应确立“以改革救市场”的指导思想，不浪费任何一次危机所带来的巨大机遇，将应对疫情、恢复经济的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改革目标相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