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新阶段、新挑战与新思路

在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中东欧国家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中东欧国家(原苏东国家)是第一批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在新中国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中东欧16国①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集合体，以是否加入欧盟或欧儿区可被分门别类出多个群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及对外战略的转型。认真梳理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分析双方关系发展可能面临的挑战，既对中国处理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系具有战略参考价值，也对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及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有重要意义。

中东欧国家是较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一批国家。60多年来，双方关系经历了曲曲折折，大体上可以分成六个阶段—冷战期间三个阶段、冷战结束至今三个阶段。冷战时一期，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相当程度上受中苏关系及东欧国家同苏联关系的影响，②双方之间主要发展的是政治关系，大致经历“蜜月十年”(1949一1959动、“磕绊二十年”(1959一1979年)和“恢复十年”(1979一1989年)三大阶段。1989年东欧剧变后，中东欧国家选择“回归欧洲”，并相继成为欧盟成员国或为加入欧盟做准备，使得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除了双边属性外还拥有一个欧洲的大环境和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双方不再突出强调政治关系的唯一性，而是转向发展以经贸为纽带的全面关系。过去25年来，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从理顺关系到稳步发展再到实质性飞跃的三大阶段。具体说来，冷战结束后头一个十年是“重新认识和接触的十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以相互尊重为基础，逐渐理顺国家间关系，改变了双方关系在冷战结束初期停滞不前的状态。1994年李鹏总理访问罗马尼亚时一提出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政策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及1995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匈牙利时一对这些基本原则(所谓“布达佩斯原则”)的重中是最充分的体现。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总体外交战略布局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进入稳步发展期。随着数个中东欧国家陆续加入欧盟，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有了双重框架。2004年胡锦涛主席访问罗马尼亚时一提出的“布加勒斯特原则”拓宽了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合作与交流的领域、层次，大大提升了双边关系的水平：2004年，中国与罗马尼亚建立“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中国与克罗地亚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9年，中国与塞尔维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1年，中国同波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2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波兰华沙出席第二届中国一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暨首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提出了关十促进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十二项举措。双方关系由此开启机制化合作的新时一期。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步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迎来了充满希望的春天。①

总体看，2012年以来中国同中东欧国家搭建起了一个多层级(国家领导人会晤、部长级会议、协调员会议、地方领导人会议)、宽领域(经贸、农业、土业、旅游、教育、文化等)、全方位(政府、企业、智库学界等)的网状交流与合作平台。其一，领导人会晤机制化。从区域层面看，2012年4月，中国一中东欧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在波兰华沙举行，中方提出的十二项举措涵盖机制建设、经贸关系、投资合作、人文交流和学术研究等五大方面。当年9月，负责沟通、协调、落实有关成果的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在北京成立，为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提供了机制保障。2013年11月，中国一中东欧国家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出台的怖加勒斯特纲要》涵盖投资、经贸、金融、互联互通等六大领域。2014年5月，“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合作”中英文双语官网正式启动。2014年9月在厦门举行中国一中东欧国家投资促进研讨会，决定成立中国一中东欧16国投资常设秘书处。同年11月16日，第二届中国一中东欧国家投资促进机构联系机制土作会议在波兰华沙举行，中国一中东欧16国投资常设秘书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一中东欧对话机制在中东欧的首个常设机构。2014年12月，中国一中东欧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举行，发表的《贝尔格莱德纲要》涉及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合作各个方面，包括推进互联互通、促进经贸投资、扩大金融合作、拓展科技创新、环保、能源领域合作等内容。从国别层面看，中国同中东欧国家高层互访比较频繁(见下页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2014年4月和10月，捷克外长和总统分别实现了近15年和10年以来的首次访华，为中捷关系的发展掀开了新篇章；同年12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媒体就此进行了大量报道和宣传。②

其二，党际交流顺畅。东欧国家政局变动后，无论是中东欧国家原共产党的后继党、还是新起的左翼政党乃至中右翼政党，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交流。目前，中国共产党与中东欧16国50多个不同类型的政党保持着不同形式的交流与合作，这些政党也日益成为中国与该地区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除双方国家政党领导人和代表团频繁互访外，中欧政党高层论坛从2010年至今己连续在北京、天津、布鲁塞尔和苏州举办四届，成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新平台。

其三，地方交流与合作积极展开。截至2014年12月，中国各省市己经与除爱沙尼亚外的15个中为、欧国家的44个省、州和72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或“友好省州”关系。上海市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作为友好城市，轮流举办“上海日”和“萨格勒布日”。③2013年7月，首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中国重庆召开；2014年7月，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捷克布拉格举行。同年6月，首届中国宁波一中东欧国家教育合作交流周活动在宁波举行。此外，需要提及的是，双方积极参与中国同欧盟合作框架下的地方合作机制，拓宽地方合作的渠道。中欧市长论坛、中欧城镇化论坛以及中国一东欧城市合作论坛等机制有条不紊地推进。2012年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和2013年蓉欧快铁的开通运营，既有利十促进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关系的整体推进，也有助十双方经贸投资的全面合作。特别是渝新欧铁路实行一站通关的运营模式，大大压缩了运输成本。

其四，民间与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国之交在十民相亲，民相亲在十民心通。中国同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日益频繁，文化、教育、地方等领域合作亮点频频。自2006年保加利亚设立中东欧首家孔子学院以来，中国在中东欧国家共开设孔子学院24所、孔子课堂8个，令兼职教师近800人，学员约1.5万人。双方人民来往增多，相互了解和友谊更加深入。据统计，2011年中东欧国家居民赴中国旅游的人数为23万人次，2012年则达到了32万人次，涨幅近40%；而中国前往中东欧国家的游客人数更多，2013年达250万人次。①2013年5月，“中国一中东欧国家文化合作论坛”在北京举办；2013年10月，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在京举行；同月，首届中国一中东欧国家跨文化对话、教育与商务研讨会在斯洛文尼亚召开；2014年9月，中国一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土作会议暨“第二届中国一中东欧国家教育

政策对话”在天津举行。此外，2014年5月，中国-中东欧国家旅游促进机构和旅游企业联合会首次高级别会议在布达佩斯举行，并成立中国一中东欧国家旅游协调中心。

其五“二轨外交”有声有色。近年来，中东欧国家的智库和研究机构与中国类似机构的交往不断增多，以智库外交为主要形式的“二轨外交”成为双方关系发展的重要推手。这些交往有两大类，一类是智库之间以举办、参加研讨会和对话形式为主的交流，如波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匈牙利国际事务研究所、斯洛伐克大西洋委员会、捷克国际关系研究所与中国有关智库十2012年9月在北京和2013年5月在华沙举行的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一中欧智库圆桌会议”，分别探讨了“中国一中东欧合作的现状与潜力、内容与方式、中欧如何应对全球性问题与安全威胁”以及“中国新领导人与中欧关系”、“欧债危机与中欧经贸关系，、“中欧安全对话，、“中国一中东欧合作进展与展望”等议题；①另一类是有政府官员参加的智库与一国政府机构或驻外机构之间的交流，如分别十2013年12月在北京和2014年9月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召开的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一中东欧国家高级别智库研讨会，包括中东欧国家前政要、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智库令家、学者一、企业代表、媒体代表、中国驻斯外交官等近200人出席，探讨了“如何将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合作打造成中欧合作新的重要引擎’、“‘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合作带来的机遇，、“中国一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的战略方向以及媒体在人文交流中的作用”等议题。②

其六，经贸合作发展迅速。近年来，双方经济贸易、基础设施投资、金融合作取得了快速发展。据统计，2001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仅为43亿美}}，2013年达到551亿美j}；}12年间增长了近12倍。在投资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国家投资近50亿美儿，合作领域涉及机械、金融、农业等领域；中东欧16国在华投资超过11亿美儿，涉及机械制造、化土、乳制品等。③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从修建大桥、火电站，到高速公路项目的启动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正成为双方合作的新亮点。利用中方贷款实施的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项目、科斯托拉茨电站一期改造项目、波黑塞族共和国斯坦纳里火电站项目等顺利启动建设。匈塞铁路、中欧陆海快线等一批合作项目正在积极探讨中。另外，《贝尔格莱德纲要》欢迎塞尔维亚牵头组建中国一中东欧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合作联合会。在金融合作方面，2014年贝尔格莱德会晤期间，中方鼓励中东欧国家继续充分用好“100亿美儿令享贷款”，将设立30亿美儿规模投资资金，鼓励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中东欧国家的公私合营合作和私有化进程，同时一将启动第二期10亿美儿的中国一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支持对中东欧的投资项目。

农业合作一直以来都是双方的传统合作项目，是双方经贸合作中的一个亮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经贸合作论坛自2006年举办以来，己经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重要的农业多边合作机制，到2014年己连续举办九届。其中，第一届和第二届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和第四届分别在江苏苏州和无锡举行，第五届至第八届均在安徽合肥举行，第九届首次来到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举行。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高，成为中国一中东欧合作的一个品牌。在2014年第九届“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农业经贸合作论坛”上，与会国家决定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建立“农业合作促进联合会”，进一步协调、推动双方的农业务实合作。此外，中国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负责维护的“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信息网”十2009年开通后一直运行良好。

当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进入了快车道，网状式全面合作的大幕己经拉开，取得的成绩也逐渐显现，可以说双方关系处十中东欧国家政局变动以来的最好时一期。然而，客观地讲，切实推进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还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与难题。

挑战之一，如何平衡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关系与中欧关系？如果说冷战期间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是中一苏一东欧三角关系，那么，冷战结束特别是2002年以来，中国、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则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三角关系，从意识形态的政治框架向以经贸为纽带的全面合作关系铺展。因此，在发展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关系中，考虑双边因素的同时一，也要重视欧盟的关切。欧盟和一些西欧国家对中国与中东欧合作充满猜忌和警惕心理，担心尚未加入欧盟的西巴尔干国家“选中弃欧”，也担心己经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亲中疏欧”，更担心整个欧洲由此被分化。①在欧盟及各成员国的政界、学界以及舆论界就充斥着许多诸如此类的杂音。②与此同时一，中欧关系存在的一些棘手问题也需要重视。比如，经济方面，欧盟尚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政治方面，欧盟常在西藏、台湾、人权等问题上

对中国“指手划脚’，“寻找麻烦”③；此外，欧盟尚未解禁对华军售。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欧盟国家也截然分化。④这些问题不仅在欧盟存在，同时一在中为、欧个别国家也同样存在，构成了中国发展与中东欧国家关系以及同欧盟关系的主要障碍。此外，己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受到欧盟外交政策的约束，进而影响其对华政策。

挑战之二，中国经济优势何以长期保持？发展经济合作何以可持续？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主要优势在十经济。当前中东欧国家急十向中国抛出橄榄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及在此背景下对中国资本的需求。但是，中国对中东欧投资的不可替代性不是很强，双方经贸合作的互补性也有所提升，合作起步阶段的相互磨合和多边互动尚需时旧。甚至有人担心，当下出现中东欧渴望中国投资的现象只是由十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因素导致欧美对其投资减少，一旦欧美经济复苏，中国对中东欧投资是否能抵挡住欧美激烈的投资竟争冲击。这不是投资金额和数量问题，而是取决十投资竟争力、吸引力以及更为重要的相互依赖程度。从贸易量看，中东欧国家整体上仍以西欧国家为主要贸易伙伴，它们之间的经贸互补性和依赖程度要远高十其对中国的。以西巴尔干国家为例，近些年来，欧盟一直是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2013年，欧盟占西巴尔干国家对外贸易中进口额、出口额和贸易总额的73.5%，80.4%和76.0%。同年，中国仅占西巴尔干国家对外贸易中进口额、出口额和贸易总额的5.4%，1.7%和4.1%0⑤同时一，中国对中东欧国家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尽管近年来双方都注重贸易和投资的提升，但不平衡的结构仍然明显。当前，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经济发展都进入了一个“新常态”，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也会随着“新常态”的发展而有所变动。

挑战之三，双方战略需求不对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彼此也不接壤。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双方“没有任何根本的利害冲突”。但同样，缺乏战略互需也使双方关系比较脆弱。除了经贸需求外，中东欧国家似乎没有任何重大问题需要中国子以支持(科索沃问题对十中国和塞尔维亚来说或许是个例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对彼此的战略需求可能出现严重的不平衡状况。因此，如何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同、贸易关系平衡不利十中东欧国家的情况下，维系和发展同中为、欧国家的友好关系，并在中国重大利益关切上能够获得中东欧国家的理解和支持，确实是中国方面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现实问题。换个角度说，中国努力争取中东欧国家在双边关系以及欧盟议题上对上述问题给子中国支持，不仅有利十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的互信，也有利十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全面推进。此外，尽管中国与波兰、塞尔维亚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其定位并不清晰。如果双方不就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进行商议、确定，并与中国一中东欧“16+1”框架进行协调，难免会使这种关系贴上“荣誉称号”的标签，不利十切实推进中国同包括中东欧国家在内的欧洲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挑战之四，鸟克兰危机的外溢疑虑。鸟克兰危机爆发后、特别是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后，中国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受到欧盟、中东欧国家的)’一泛关注。中东欧国家包括尚未加入欧盟或北约的国家出十安全考虑，不断强化与北约的关系。同时一，中俄关系的提升也易使这些国家产生猜忌。①当前，中国正在与有关国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少’一大的欧亚地区、欧洲地区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涵盖和辐射范围，任何传统威胁特别是带来地缘政治大博弈的安全挑战都会对相关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在关涉国际秩序、国际规范、国际法问题上的表态与立场将成为中东欧国家发展与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心理判定。鸟克兰危机至今仍未结束，有关各方还将进行激烈的博弈，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必须注意不要有使中东欧国家产生安全疑虑或不信任的姿态与言论。

挑战之五，大国平衡或挤压。冷战结束以来，中为、欧国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主体，各大国在该地区重新布局，寻求各自的利益。②美国不愿看到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关系的深化损害其在欧洲的战略利益，俄罗斯也担心中国借助中东欧逐渐进入其“后院”并挤占其空间，因而都会在一些领域或一些问题上给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施压。2012年日本自民党上台后，开始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外交关系，安倍晋三首相对中东欧数国进行了访问，有挤压或平衡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之势。此外，近些年来，印度也开始注重中东欧市场，强化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努力推进与中东欧国家全方位的关系。③虽然不能就此认定中东欧将成为一个各大国博弈与较量的场域，如同其在过去一两百年来所表现的那样，但有关国家强化在中东欧地区的存在，难免会对中国的利益产生挤压。

中东欧16国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集合体，处理与发展好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是建构新型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创举，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但其难度并不小，需要精心谋划。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同中东欧16国领导人会晤时一特别强调的：“中东欧国家是欧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中东欧的关系也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坚持“中欧共进，相向而行”。④任何与此相背离的手段、举措和思路都可能会给双方关系带来负面效果。从未来发展方向看，中方应开拓新思路，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从“互尊、互利、互向”迈向“互信合作”。怖加勒斯特纲要》提出要“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和深化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合作”，三原则包含了“互尊、互利、互向”。《贝尔格莱德纲要》则指出，双方要“致力十本着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则深化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实际上己经明确提出了互信合作的思路。然而，要真正实现互信合作并非易事。在此过程中，中国同中东欧国家都需要贡献智慧，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对中国来说，尤需注意三个方面。其一，将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合作切实纳入“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其二，照顾中东欧国家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抓重点或支点国家(如罗马尼亚、波兰、塞尔维亚等)的同时一需兼顾其他国家；其三，将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合作与中国周边外交、中国与大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等其他外交战略进行综合考虑、统筹布局，与中东欧国家筑牢“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第二，积极探索发展双方关系的合作机制。应该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己经建立许多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合作机制，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不断加强。为进一步深化双方关系，在现有合作机制与安排的基础上，可以尝试建立介十“金砖模式”与“上合模式”之间的中国一中东欧合作发展机制。比如，在协调平台上，进一步明确和凸显“中国一中东欧合作秘书处”的地位与职能，甚至可以尝试设立中东欧事务大使或代表；①在金融领域，更好发挥“丝路基金”作用，逐步建立起类似“金砖国家银行”或拟组建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金融机构；投资方面，在现有投资常设秘书处的基础上，在《贝尔格莱德纲要》支持的中国一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执行机构组建前，尝试推进中国一中东欧投资主体协商合作机制的建立。

第三，尝试拓展双方沟通的平台和模式。在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时一，中国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儿进行政策设计，但中东欧国家的异质性和多儿性非常突出。中东欧国家在地理、宗教、经济规模以及是否加入欧盟或欧儿区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各国的抱负与愿望也有所区别，中国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应该有不同和多儿的政策设计。比如，在现有“16+1”，`}+l”的框架基础上，增加“V4+1”(“维谢格拉德”四国+中国、“83+1”(波罗的海三国+中国)、中国+欧盟+中东欧等多轨合作平台。同时一，欢迎其他国家加入，建立诸如“16+中、美、俄”、`}6+中、日、韩’、`}6+中、俄、印”等机制，表明中国一中东欧合作不针对也不排斥第三方。这样，既能消除有关国家的疑虑和恶性竟争，实现共同发展，也能在合作中觉察各自的战略取向，同时一协调经济规模不一国家间的关系平衡。

第四，加强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建设。无论是“华沙十二项举措”还是《布加勒斯特纲要》抑或是《贝尔格莱德纲要》，都比较宽泛地从各个领域提出了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合作的规划，但重要的是落实和进一步深化。其中，在强调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绿色合作、金融合作的同时一，需要强化的是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以人文交流为例，它能够为公共外交助力，传递双方关系的“好声音”，增进互信。但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地理上相隔遥远，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存在差异，中东欧国家媒体由十各种原因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较多，致使中东欧地区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国了解不多且肤浅。中国虽然在中东欧国家建立了一批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但其所发挥的作用有限或不够，有的甚至与其成立宗旨背道而驰。因此，对十中国来说，加强自身的软实力建设和国家形象建设尤为重要，当然这是一项系统土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样需要在对内建设和对外宣传上做文章。

第五，推动国内关十中东欧研究的智库建设。分别在北京和斯洛文尼亚布莱德举行的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一中东欧国家高级别智库研讨会引起了相关学者一、智库令家的高度重视“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关系研究基金”的设立也在中国和中东欧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水平和布局，中国的中东欧研究还偏弱。今后，有关方面应加大扶持力度，整合资源，努力打造一至两家有特色、高水平、具备国际影响力的中东欧研究智库，强化中为、欧事务的令门人才，在为发展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关系献计献策的同时一，充当中国政府和民众了解中为、欧以及中东欧国家和民众理解中国的桥梁。对十智库和学者一来说，研究中国同多样化的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创新，既要扎扎实实地研究中为、欧国家的具体情况，也要深入研究双方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各类影响因素，更要从中国与其他相关国家间关系的研讨中寻找可资借鉴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