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长沙举行，戴彼得（Peter Ditmanson）戴着墨镜登上舞台——眩目的阳光加深了镜片的颜色，却掩饰不住他脸上淡淡的微笑。作为唯一一位在讲台上发言的国际嘉宾，这位美国历史学家、湖南大学岳麓学院教授，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语调平和。
在台上，戴彼得分享了一个跨越千年的文化故事——关于中国最古老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学术辩论、文化传承经久不衰的故事。
戴彼得与岳麓书院师生开展每周一次的英语角活动。
六年多来，这位60多岁的美籍教授将岳麓学院作为自己的知识家园，翻译了众多历史文献，还主导数字人文项目，为古老传统赋予了新意。“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他对大家说。
岳麓学院坐落在长沙岳麓山脚下，始建于北宋（960-1127年）年间。经过历史与岁月的沉淀，岳麓学院已演变成包含讲学、藏书和祭典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人文圣殿。
尽管历经王朝兴衰和数次的摧毁重建，岳麓书院仍保留着1000多年的文化传统和学术遗产。如今，它仍然是中国唯一一所延续传统书院之名的大学下辖学院（隶属于湖南大学），提供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全方位课程。
戴彼得认为，保护古代书院就是遗产日的一项重要活动。“保护书院文化，鼓励全球参与非常重要。”
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戴彼得相信，岳麓学院不仅是一所古老的学院，更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鲜活象征。
南宋两位伟大的儒家思想家之间激烈的哲学辩论提升了该学院的声誉，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的著名理学家朱熹造访岳麓书院，与书院主讲张栻展开了一场长时间的哲学辩论。
戴彼得夫妻与中国艺术家合影。
在过去六年的任教过程中，戴彼得看到，岳麓书院一直欢迎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背景的学者，并且始终重视对话和辩论的重要性。
“我相信这种开放和包容的精神是岳麓书院延续千年，至今仍然充满活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是让我感受到宾至如归的原因。”他说。
自祖辈起，戴彼得的家族就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他的祖父母来自美国，外祖父母则来自澳大利亚。
“他们在20世纪初来到中国，一直致力于社会福利和救济工作。战乱期间，我的父母因对博爱和奉献的共同愿景而结缘，”他回忆。
1945年到1948年，戴彼得的父亲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在河北省张家口进行田野调查，试图更多地了解中国北部的情况。作为一名医生，他不断精进自己的医术，努力为有需要的中国人提供更多便捷有效的医疗服务。
“祖辈与父辈的经历塑造了我对中国最早的印象，”他说。戴彼得出生于中国，直到8岁搬回美国前，一直住在中国。谈到长大后的生活，他说，“我忘记了怎么说普通话，并发现我几乎不了解自己家乡的文化遗产。”
戴彼得在演讲中。
出于“寻根”的想法，他开始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学习中文和文学，并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和文学硕士学位。后来又在哈佛大学学习中国历史，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是明史。
戴彼得说，明朝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那是一个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都经历了巨变，同时还承受着全球化压力、城市化变革和文化交流转变的时代。“我仿佛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回响。”
2017年，他还在台北担任研究员时，受邀来到岳麓书院讲课。“当时，我对岳麓书院及其历史知之甚少。但当时在岳麓书院举行的传统端午祭活动让我印象深刻。我意识到岳麓书院不仅致力于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也重视着传统传承与文化传播。”
书院开放的学术氛围和友好的师生关系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在2018年正式进入岳麓书院做全职教学工作。
他说，明朝时期的中国与近代早期其他国家存在相似之处。“我努力引导学生明白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我鼓励他们对比思考——例如，当我们研究明朝时，我们也可以去看看同一时期的欧洲、奥斯曼帝国或英国发生了什么。”他说。
戴彼得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主题尤其被长期忽视。首先，（明朝）中国文化和社会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
“语言、文化和社会差异是中国丰富历史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这些差异。” 他说。
戴彼得对于明朝晚期展开的“信息传播革命”也很感兴趣。他指出，印刷（行业）开始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更重大的影响。
戴彼得与相关领域的更多中国学者展开互动交流后，他对他们严谨的文本分析态度和对历史发展内在动力的高度把握感到钦佩。“我与许多不同的学者合作，尤其是年轻学者，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观点和学术研究方法。”
戴彼得在欣赏湘绣。
为了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岳麓书院，除了教书，戴彼得还带着团队翻译重要文献，例如岳麓书院的学规和史料等。他说，翻译中最难的地方，就是传达中国传统文化字里行间的情感和深意。
岳麓书院中国史专业的博士生于储铭说，戴教授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儒雅沉稳，但是充满活力”。随着和戴教授学术交流的日益密切，这位28岁的小伙子越来越觉得他对老师“刮目相看”。
“他为我们提供了传统认知中缺失的西方汉学视角。能够直观地向一位沉浸于中国文化、来自西方的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学习，意义深厚。” 于储铭说。
于储铭特别认同戴教授强调研究要有意义、吸引人的观点。“他总是提醒我，一篇学术论文不能只为写而写——它应该吸引兴趣、引发思考、触及读者。否则，再扎实的研究也可能变得无关紧要。”
对比中西方的史学传统，于储铭发现西方学者常常从具体的小问题切入，逐步扩展以揭示更广泛的规律，而中国学者可能更倾向于从更宏大的框架入手。他认为戴教授巧妙地平衡了这两种方法。
去年，戴彼得获得了202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他说这个奖项再次印证了“中国的温暖、开放和对文化交流的重视”。他还提到，这个奖也是对岳麓书院所做努力与相关精神的认可。
戴彼得认为，在当今中西关系背景下，建立个人与学术上的联系至关重要。 “无论你是在中国、美国还是欧洲当老师，你本质上都在追求知识，都在努力教书育人。我希望所有来访者离开时都能理解——本质上，我们没什么不同。”
《中国日报》7月12-13日第九版截图。
（中国日报 杨飞跃丨编译 朱友芳 饶林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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