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5月29日电（记者 赵旭）在甘肃省敦煌市的西湖自然保护区，每年10月至11月，大片胡杨林在阳光下绽放出耀眼的金黄，仿佛为沉寂的戈壁披上一层流动的光辉。白日里，当巡护员路生荣打开洞屋的门，成束金色的阳光便倾泻而入。
门外，是无边无际的沙漠。风蚀与烈日将富含铁锰氧化物的砾石染上深色，为这片黄沙世界增添了几分苍茫与厚重。
“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包括我自己，都是被这些自然力量雕刻出来的。”路生荣说道。
在过去四年里，位于保护区西部的这处洞屋既是路生荣的工作地，也是他的居住地。洞屋开凿于高耸如墙的雅丹地貌之中。“Yardang”（雅丹）一词来源于维吾尔语，在维吾尔语中，“yardang”意为陡岸或侵蚀形成的垄脊，这个词最早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于20世纪初在其罗布泊地区的探险中引入学术界。他在那里首次记录并描述了这种被风侵蚀形成的特殊地貌。
在甘肃敦煌，大面积雅丹地貌构成了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而位于雅丹地貌之中的敦煌西湖保护区土梁道保护站，就紧邻着国家地质公园。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绿洲重镇，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通往中亚及更遥远地区的重要门户。早在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的开通便带动了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土地开发，使绿洲一度繁荣兴盛。然而，荒漠始终潜伏于边缘，从未真正退去。到了18世纪，沙漠开始迅速扩张，湿地日渐消退，人口的持续迁入与耕地的过度开垦导致水源枯竭，为沙漠的蔓延打开了通道。
“我们曾对自然造成过伤害，现在必须努力去修复它。” 巡护员路生荣这样说道。他指出，保护区名为“西湖”，正是对昔日水草丰美景象的纪念——那时，敦煌以西的广大区域湖泊星罗棋布，湿地密布。
“如今，我们负责管理一片约6600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区，其中湿地面积约为970平方公里。”路解释道，“也正因如此，这片区域被视为阻挡沙漠入侵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它不仅守护着周边的生态系统，也间接保护着举世闻名、位于保护区东侧约145公里处的莫高窟。”
严酷的现实
这片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93年，而路生荣是在2011年、28岁时成为其中一名巡护员的。
他说，自己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制作“草方格”。“草方格”是一种源于中国、广泛应用于西北干旱荒漠地区的传统治沙固沙技术，将风干后的麦秆或稻草等植物材料垂直插入沙地中15厘米，露出地面20—25厘米，构成1米×1米或更小格子的方形网格结构，其原理是人为地打破风流的连续性，从而削弱风速、固定流沙。
草方格不仅能够有效固沙，还能拦截雨水；而随着秸秆逐渐分解，还会释放出氮、磷等营养元素，改善土壤结构，为植物生长提供条件。
路生荣回忆道，当年他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干活，一直忙到中午，中午气温常常高达40摄氏度，已经不适合室外作业了。
“那时候，我所在的工作站——整个保护区共有四个工作站——设在敦煌市阳关镇东北部的二墩村。村子被广袤的戈壁沙漠包围，人们称它为‘沙漠第一村’，光是这个名字就透着几分生存的艰辛。”他说。
他还记得，自己住所正处在风口上：“每天醒来，嘴里都是沙子——哪怕门窗关得再严，也挡不住。”
“每年春天，经过一个冬季的狂风洗礼，沙子就会堆到房子墙体的一半高。我们提前挖好的种树沟也会被完全掩埋，得花半个月时间重新清理。不然的话，浇水的时候水就不会存留在沟里而是四处流散，根本无法滋润树根。而水在这里比什么都宝贵。”
2021年，路生荣被调任至现工作岗位——位于保护区西北边缘的土梁道工作站，这里正面临着来自西侧库姆塔格沙漠（又称“库木塔格沙漠”）的直接威胁。
库姆塔格沙漠以极端干旱、庞大的沙丘体以及与人类聚居区距离之近而闻名，是典型的流动性沙漠。人们普遍认为，沙漠持续东移是导致西湖区域多个大型湖泊与湿地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整个自然保护区已全面禁止任何人类活动。” 路生荣介绍道。
他与另外四位同事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监控所有试图进入保护区的人员——无论是误入的旅客、偷猎者，还是非法砍伐胡杨树的人。
胡杨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树种，不仅能在极度干旱的环境中存活，还具有出色的耐盐碱能力。西湖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中国西北地区最大、最为集中连片的胡杨林。
除了巡护林地，对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尤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和普氏野马，也是重中之重。
“野骆驼有时非常具攻击性。” 路回忆道。有一次他甚至不得不翻越一道高高的围栏，才躲过一头对他紧追不舍的野骆驼。“但真正让我们感到恐惧的，是蜱虫——它们叮咬后会引发剧烈瘙痒，甚至高烧，而在野外巡护时，几乎无法避免与它们接触。”
他回忆起曾为制作标本而回收一具野骆驼尸体的情景：成群的蜱虫覆盖了动物的皮毛，令人毛骨悚然。
据西湖保护区玉门关站站长吴兴东介绍，每年6月至9月，大约有120头野骆驼会从与西湖保护区相邻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保护区迁徙到这里。“我们保护区的生态健康既受到周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也会反过来影响它们。”吴兴东说。
“目前，我们在保护区内安装了32座监测塔和14个自动饮水站，用于追踪这里生活的野骆驼和166匹普氏野马，确保它们在干旱季节有水可饮。到了冬季，我们还会砸冰开水，让它们能够喝到水。”
有时，巡护员还需进行人工干预，营救幼马，防止它们被种群内的成年雄马攻击——后者常将非己所出幼崽视为潜在威胁，试图将其杀死。
普氏野马（Przewalski’s horse），又叫蒙古野马、亚洲野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现存的真正野生马种，与我们熟悉的家马不同，它从未被人类驯化过。其名字是以19世纪一位俄罗斯探险家尼古拉·普热瓦尔斯基（Nikolai Przewalski）的名字命名的，是他将这一物种介绍给了欧洲科学界。
普氏野马原本分布在中亚草原地区，主要栖息于今天的蒙古国、中国西部和哈萨克斯坦部分地区的干旱草原和半沙漠地带。虽然他们在1969年被认为在野外正式灭绝，然而得益于西方多家动物园与育种项目保存下来的小规模种群，自20世纪90年代起，它们开始被重新引入蒙古及中国西北的多个自然公园与保护区，其中就包括敦煌西湖自然保护区。
孤独的巡护员
在四个巡护站中，包括吴兴东所在的两个站点尚未接入电网，只能依靠光伏发电维持日常所需。然而，由于光伏电池设备年久失修，储存的电量并不总是充足。一旦遇上连续阴天或夜晚，室内温度骤降，有时甚至需要忍受严寒。
不过，比起环境的艰苦，更令人难以承受的，是那种渗入骨髓的孤独。这里是一片荒芜之地，唯有风声昼夜低吟。在这样的地方，同伴的陪伴就显得尤为珍贵——共同驻守的巡护员成为彼此的心理支撑。
42岁的路生荣就在土梁道站就有一位这样的战友——比他年长11岁的田守军。田守军自2017年起便在此工作。“我以前是个司机，开着卡车做野外调查都没问题，可一旦车陷进沙子里，就得自己动手用千斤顶把它弄出来。”他笑着回忆道。
“不过来了这里，要学的东西多了，比如写巡护报告、做饭。饭我以前在家从来没做过，现在我们几个人轮流做饭。”
他一边说，一边熟练地拉着一条条当地特色的手擀面。他的厨艺，就是在这间狭小厨房里练出来的——和土梁道站的大多数室内空间一样，这里是直接从坚硬的雅丹地貌中凿出的。保护站一共有四个窑洞，每个大约45平方米，建一个要耗时一个半月。
这些地貌曾是远古海底的一部分，沉积岩层分明，硬软交错。“像砂岩、石灰岩这种硬质岩层尤其难以开凿。”路生荣补充道。“施工时得从上往下倾斜打洞，晚上灌水软化岩石，第二天再继续凿，有时还得用上炸药。”
就连相伴的小狗也有自己的“雅丹洞屋”——人们为其开凿了一个小小的阴凉之所，用以躲避风沙和白日炽热的阳光。
这些洞屋通常没有窗户，因为无需通风，全天依靠电灯照明。只有在打开房门的一瞬间，外界的光才会短暂涌入，如同从岩缝中倾泻而下的水流，瞬间点亮整个屋内。
生命的流动
在土梁道站以西不到100公里处，便是罗布泊——一座早已干涸的盐湖。1980年，生物化学家兼探险家彭加木在此神秘失踪，使得这片土地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与神秘、荒凉与干旱紧密相连。
“很少有人知道，罗布泊曾是一个庞大的盐湖系统的一部分，西边有塔里木河，东边则有疏勒河注入其中。” 路生荣说道。
20世纪中叶，罗布泊迅速干涸，到1970年代末已彻底沙化。然而，塔里木河与疏勒河这两条沙漠生命线并未完全枯竭。近年来，国家启动了大规模生态保护工程，情况已大为改善。
“敦煌市，包括我们所在的自然保护区，位于疏勒河下游。过去多年，上游水源紧张，连农田灌溉都难以保障，更别提让水流到我们这儿了。”路生荣说，“但自2017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得益于水流恢复，这片区域的植被和野生动物数量显著回升。久违的芦苇沼泽再度显现，迁徙的水鸟种类和数量也日益增多——它们重新将这里视为长途迁徙中的重要驿站。
最令路生荣欣慰的是，如今的沙丘已在青草扎根、湿地重现的地方止步不前。“这让我觉得我们的坚守没有白费。” 他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自然对种种保护措施的反应迟缓，无声地考验着每一位守护者的耐心与信念。
这种耐心至今仍至关重要。尽管当地生态有所改善，但这里依旧是年降水量有些年份甚至不足20毫米，而蒸发量却通常在2400～3000毫米之间的极旱之地。
“每年四五月间是沙漠风力最为猛烈的时候。” 路生荣说。他已习惯于在风声呼啸中入睡。白天，沙尘暴搅动天地，将世界吞没在一片炽白的迷雾之中。
长久以来，敦煌的雅丹地貌被称为“魔鬼城”。在苍茫大地上，风蚀土丘如堡垒般林立，风穿其间，发出阵阵的啸声。然而田守军却说，这并不是全部。
“站在保护区边缘时你也许无法想象，但越往深处走，展现在你眼前的景象就越不同。”他说，“荒凉逐渐退去，碧草如茵的湖泊渐次显现，金黄的胡杨树在单调无垠的沙海中惊艳了双眼。生命那份坚韧而静默的力量，令人由衷敬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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