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美欧加息中国降息？全球通胀“表征”背后还有深层次“病根”

在美国，美联储因在抗击通胀方面行动滞后而备受批评，但其货币政策正通过一系列加息和量化紧缩措施来应对新的形势。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美联储重点关注的通胀指标——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7月环比下降0.1%，为2020年4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下降；但是同去年同期相比，这一指数仍上涨了6.3%。

美国是天然气和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能源和基本粮食生产都能做到自给自足。由于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美联储仍有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空间。随着美联储继续加息和收紧货币政策，未来一年美国的通胀上升可能会放缓。

但欧洲的情况则要糟糕得多。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依赖从俄罗斯进口。随着近期俄罗斯暂停“北溪1号”管道的天然气输送，欧洲能源供应吃紧，在即将到来的冬季，挑战将更加艰巨。欧元区通货膨胀率7月份为8.9%（同比），8月份更是高达9.1%。其中德国通胀率达到了8.8%，为40年来新高；德国能源价格上涨了35.6%，食品价格上涨了16.6%。欧洲的通货膨胀在短期内可能继续上升，出现经济衰退甚至“去工业化”危机的风险很高。

欧元区自债务危机纾困以来，已享受了10年的超低利率。自2014年以来，利率甚至降至负值。为了抑制不断飙升的通货膨胀，欧洲中央银行在7月份提高了政策利率，这是11年来的首次，这也是8年来首次将其存款利率由负转正。对欧元区经济来说，从负利率向正利率的转变很可能将是一段艰难和痛苦的过程。

与美国和欧洲不同，中国的通胀仍是良性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上个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仅上涨2.5%，环比下降了0.1%。温和的通胀前景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可以降低利率和实施财政刺激。随着供应链和物流的恢复，中国的出口增长已经明显反弹，以美元计算，今年前8个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了13.5%。

国务院最近宣布了一系列促进增长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为政策性银行增加8000亿元信贷额度和6000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额度，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此外政府还将引导降低资金成本，以促进经济复苏。

应对全球通胀不均衡飙升的挑战，降低“滞胀”风险，需要加强全球合作和国际政策协调。

第一，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组织，以及高收入国家，需要对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加大援助和支持。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对许多发展中经济体造成了沉重打击。从阿根廷、智利到斯里兰卡和秘鲁，不断上涨的食品和燃料价格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不稳定。全球发展政策的制定应聚焦于帮助减轻那些最易受通货膨胀危机影响的经济体所面临的负担。

第二，政策重点应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货币政策收紧和加息肯定有助于减少过度需求，但对修补供应链中断几乎无能为力。我们需要真正的国际合作，以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恢复全球供应链的高效运行。例如，为了帮助缓解通货膨胀，美国应该取消或降低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我们还需要加快在能源和食品领域扩大投资，促进创新。

第三，随着全球货币政策环境的正常化和国际分化，我们要警惕潜在的金融不稳定。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超低利率，到收紧流动性和提高利率的范式转变，不可避免地充满了金融动荡和衰退的风险。今年以来，我们已经见证了全球股市和债市同时出现抛售，以及汇率的剧烈波动。

面对不均衡的通货膨胀和增长环境，主要经济体实行日益分化的货币政策并不奇怪：美国和欧洲更加积极地收紧货币政策，日本继续保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则部署新的稳增长政策。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加强全球政策协调，维护国际金融稳定。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动荡、不确定、复杂和模糊不清的世界。在全球通胀不均衡飙升的环境下，不论高收入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面临着巨大挑战。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通货膨胀更多的是经济出现问题的“表征”，而不是“病根”。当前全球通胀飙升的背后，是地缘政治紧张、去全球化趋势、不平等、气候变化加速和供应链波动等根本性挑战。我们需要有效的全球合作来处理这些紧迫的长期问题。

本文原标题为 "Restorative pre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