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经济来讲,新冠疫情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相似,都是外生的不可控的负向冲击,只是作用的范围和程度有所差异。由于是一次全国性冲击,所以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巨大,但时间短暂,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为-6.8%,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就恢复到3.2%。当然,这意味着我国已经找到针对疫情快速蔓延的有效方法,且正在修复因疫情冲击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向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中高速增长既有支撑,也有保障。
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看,进入新常态以来,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多方测算表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维持在5%-6.5%的水平,这是中国在未来实现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最大支撑。从国际经验看,东亚成功实现经济赶超的日本、韩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又维持了20多年的4%-5%的中高速增长。相对于日本、韩国,中国经济体量更大,韧性更强,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还蕴含着巨大的增长潜能。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看,市场主体还很活跃,2019年,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数量为2377.4万户,比上年增加227.8万户,增长10.6%。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下半年经济活跃程度会进一步提升。不仅如此,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网络经济发达的特征,催生了大量新生互联网服务业。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下,这些新型业态,特别是新型生产生活服务业将进一步发展,原来存在的数字鸿沟将得到缓解,低收入阶层利用互联网就业增收的目标将得到持续改善。此外,传统网络经济已经延伸到各个方面,其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枯竭,新的具有颠覆性、革命性技术还处于孕育期,还没有形成能够带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在此背景下,新兴国家可以凭借自身发展速度快、经济活力强的特征,比传统技术大国更早实现新技术革命,并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从宏观经济三驾马车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持续维持在4个百分点左右,这是经济增长能够持续稳定的压舱石。在“六保”“六稳”政策的持续作用下,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最终消费的持续增加将可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好于预期,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决定的外部不确定性增强的事实并没有改变,我国必须处理好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关系,必须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形成以最终消费需求拉动的内源式经济增长。而这恰恰是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能够维持中高速的保障。
从科学决策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波动幅度逐渐减小,波动时间延长,基本摆脱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经济频繁波动增长的态势。特别是1997年以后,我国经济围绕潜在增长率波动越来越小,这意味着政府管控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经济政策的科学性不断提升,已经初步形成了后发大国风险管控与促进持续增长的政策体系,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这次新冠疫情冲击过程中,凸显了政府科学决策的价值。可以期待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不会出现非理性偏离,这就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和政策保障。
当然,中长期内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不是无条件的,相反,需要一系列制度保障。首先,要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国内循环畅通,调动各种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其次,积极发挥政府作用,把握经济发展规律、科学决策,避免外生冲击对经济不利影响,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再次,扩大社会保障政策覆盖面,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为形成内源性以需求为主体的经济增长模型奠定基础;最后,强化基础研究、理顺创新机制、促进成果转化,切实保障科研人员得到有效激励,加速技术革命在我国率先完成。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杨新铭)
(编辑:严玉洁 王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