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如果没有中国的巨大贡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就无从谈起。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扶贫历史,可以总结出不少成功经验,包括努力发展经济、各级政府的重视、精准扶贫政策、社会各界参与以及国际合作等。
近年来,中国脱贫攻坚成绩斐然,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中国贫困人口占九成以上,而到2019年已经基本消除了极端贫困。
按照中国的贫困标准,即农村地区人均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以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已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7年的3.1%,即从7.7亿人减少到3050万人。而根据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中国贫困发生率进一步下降至0.6%。
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标准,即每日收入不足1.9美元,那么在1978年到2015年间,中国贫困人口从约8.75亿下降至1000万。
得益于医疗水平的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今天的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比上世纪中叶大幅提高约30岁。
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自1981年以来,全球约有12亿人口脱贫,其中中国脱贫人口占约74%。如果没有中国的减贫成功,联合国第一项千年发展目标(即1990年至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实现便无从谈起。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减贫成就,究竟原因何在?
1 改革开放,经济腾飞
首先,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坚持贸易与投资开放,逐步放开商品价格,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加强产权制度,控制通货膨胀,从而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使高储蓄转化为高投资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进而引发了快速的结构转型和生产率提升。
中国的对内改革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1980年开始设立的沿海经济特区,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序幕。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加大对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投入,迎来了增长模式转换的新时代。
中国享受巨大的人口红利长达40年。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进一步推动了人均收入的增长。
2 各级机构,政策支持
自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工作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也就是今天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并在省、市、县等地方各级政府均建立了扶贫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监督扶贫政策的制定,包括国家贫困线的划定和减贫项目的顶层设计;各级扶贫办负责监督地方减贫项目落实情况。
扶贫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使人们获得可持续性生计,也就是通过发展来脱贫。由于大多数贫困人口来自农村,所以发展农业生产力是重中之重,许多扶贫项目就是专门针对农村地区设计的。各级扶贫机构推动相关政策设计和项目落实,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避免了再次遭遇饥荒。
3 量身定制,精准施策
无论是时间上还是地域上,中国的减贫节奏并不一致。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减贫速度最快,后来随着贫困人口减少和经济增长放缓,减贫速度随之变慢。
改革开放初期,仅仅依赖经济增长就取得了显著的扶贫成效,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而近年来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则更有针对性。要想真正实现精准扶贫,就必须了解贫困家庭及其成员信息。2014年,中国完成了全国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相当于针对最贫困人口创建了一个大型“数据库”,初步统计出7000万贫困人口。
随着中国扶贫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该数据库不断更新,为基层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确保最后一批贫困人口顺利脱贫提供了参考依据。
4 社会各界,一齐动员
中国除了将扶贫工作成效纳入政绩指标,以此调动各级政府官员积极性外,大量企业、银行、民间组织和慈善团体也群策群力,为减贫事业添砖加瓦,做出一份贡献。这种“举国之力”的做法是中国独有的。
中国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使贫困和偏远地区可以更方便地对外销售商品,和以更低价格购买商品。政府大力加强这些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助推了当地产品走向市场。大型电子商务企业也积极扶持农村电商发展。移动互联网技术还使贫困人口能够享受更多的金融、医疗以及教育等服务。
改革初期的一个弊端是财政资源下降,导致教育和卫生等政府服务不均衡。为了扭转这种不平等现象,政府出台了多种措施,包括重新分配财政资源,激励优秀教师到最贫困地区工作,以及鼓励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和学校同贫困地区学校“结对子”,进行对口帮扶。
5 国际合作,全球经验
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功也部分依赖于国际伙伴关系。世界银行提供了直接和间接的扶贫援助,特别是为农业、运输、能源、城市化、卫生、教育、社保以及扶贫等部门的改革提供了建议和财政资源。中国在国际合作过程中注重提升自身的改革能力建设,将国际经验“消化吸收”,结合中国国情在国内进行推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作 者
郝福满 (Bert Hofman)
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前局长
江诗伦 (Lauren A. Johnston)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