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某一天，我就已在精神上忠于香港政府，并决心为香港的未来而奋斗。虽然我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当时还是有许多旅居香港的外国人不认同我的观点，他们更愿相信解放军驻港以及内地官员接管港府之后，香港将行至末路，这也是当时所盛传的舆论。
当时的我正值中年，除了在香港担任了二十几年的政务主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职业亮点，因此我需要认真为将来考虑。然而，令我意外的是，我作出决定并没有太过纠结，这主要归功于两件事。第一，中英双方在漫长而艰苦的谈判之后达成的共识是我所认同的，能给人以希望。“一国两制”简直是神来之笔，解决了看似无解的难题。而且，“一国两制”并非只是口头上的承诺，而是有《基本法》作为坚实的支撑，中央政府也承诺“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除此之外，对公务员同事的了解也使我下定决心。我坚信，得益于多年的经验，香港的公务员体系已经十分成熟，足以应对过渡期的考验。我对继续留在政府，度过1997年信心十足。至今，我都对此从未后悔过。
尽管我早在2006年就退休了，但现在，当我同现任政府职员团聚时，依然可以感受到浓浓的袍泽之情，这是我一直以来所珍视的。我们曾在2003年“非典”爆发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可喜的是，我们成功地扛了过来。共抗“非典”也成为了我三十多年政府工作经历中最难忘的记忆，尽管它不是最愉快的记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段特殊时期，我所遇到的香港公务员没有一个想过逃避，尽管坚持下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们有时候难免也会焦虑和犹豫，但是互相支持、与全香港共进退的团结意识帮助我们挺过了难关。
在现在的香港社会，似乎对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嗤之以鼻，已成为许多人的下意识反应。我认为，反思这种消极的态度，让大众的观点重回理性，也是除音乐会和烟火表演之外，庆祝回归的重要方式。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何其幸运，可以拥有香港警察和纪律部队。当灾难发生时，我们会向他们求助。虽然他们可能会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他们从没有令我们失望。
虽然警察有责任用带有技巧性的、合法的方式维持秩序，但是示威者也应该明白香港本来就是一个和平之地。人们担心和反感“旺角暴乱”那样的街头暴力重演。《基本法》以及香港的法律制度保障了示威的权利，但是示威权也不能被滥用。我们应该体谅在激烈冲突中执行任务的警察，他们承受着长时间工作带来的巨大压力。希望大家能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而这也符合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共同目标。
不可否认，香港与内地在观念和文化上还存在着差异，但是不能因此就质疑北京为香港好、希望“一国两制”成功落实的诚意。所有港人应该共同努力，为了这一愿望而奋斗，因为这一目标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作者Rachel Cartland是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主任。退休后，她积极帮助慈善非政府组织，同时，她也在主持一档电台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