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友卡尔逊（上）

1938年4月，我有幸与卡尔逊一道去山东前线，国民党部队在那里得到共产党游击队合作切断日本人供应线，在台儿庄战斗中首告大捷。与我们一道去的还有荷兰拍纪录片的先驱乔里斯·伊文思和有才华的摄影家罗伯特·凯帕，他们刚从西班牙战斗中转来。那次旅行的成果之一是拍了一部纪录片《四亿人》，另一个成果就是卡尔逊写了一本书《中国的双星》。影片和书都着重说明了解放区斗争的成效和中国普通士兵在正确领导下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对胜利蕴藏着的潜力。影片和书也都强调了中国的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需要国共合作来反对日本侵略者。未被外界所知的第三个成果是卡尔逊给罗斯福总统写了许多个人报告，也都强调了以上两点。

1939—1940年间，国民党摇摆于抗日和在中国打内战之间，当时日本还没有向英美开火，英美政府表现动摇，曾打算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与日本妥协，制造“远东慕尼黑”。卡尔逊毫不犹豫地按他在中国形成的信念行事，他辞去美军职务，解脱了官方的限制，自由地说话和写作。他公开地宣讲他坚信的事实——对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抵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已经在卓有成效地进行抵抗，美国最后不得不向日本摊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军队将是美国最可靠的同盟，国民党内部的一切民主倾向都该得到支持。

战后，卡尔逊已经是一位将军，他像史迪威一样，确信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和反对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力量的政策严重地损害了美国，也损害了中国及两国的长远关系。

1947年5月27日，卡尔逊逝世了。他因劳累过度和在太平洋岛屿的战斗中受了伤而死于心脏病。

今天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的美国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我们与他有同样的信念，和平与发展对任何人、对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好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此而奋斗。（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建立在真诚、平等基础上的友谊

埃文思·福·卡尔逊是中国人民真挚的友人，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1938年，他同刘白羽、汪洋和我等到华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敌后根据地进行考察，历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五省，行程3000余公里。我们一同在炮火中穿过敌人的防线，一同过着敌后艰苦的生活，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那时他42岁，我24岁，刘白羽和汪洋比我小一些，所以他以年轻人 （YOUNG BOYS）称呼我们，而今天，我这个“年轻人”已经是一名老翁了。

缅怀往事一如昨日。

1938年7月中旬，我们抵达山东临清，这里有驻军八路军一个团，而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也正在这里。沈鸿烈曾约请卡尔逊谈话，问到他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看法，他列举了八路军抗战坚决、纪律严明、发动群众、共同抗敌的优点，并强调群众运动的重要。谈话结束时，沈送了他一本“山东省施政纲领”的小册子。孔团长知道了这件事，希望能看一下这份“纲领”，我转告了卡尔逊，他很痛快地说：“就将这份给你吧。”我说：“那你呢？”他说：“我可以向沈再要一份，说是给美国大使馆的。”

我们继续南行，到了河南省境内，那里的形势非常复杂，将要经过的地方离敌人很近，并有汉奸土匪出没。那里没有八路军，只有一些国民党的杂牌队伍，经过交涉，他们派了一个连护送我们。这些士兵一路上摘地里的西瓜吃也不给老百姓付钱；行起军来一路掉队；强拉群众的大车代步；每过一个村子就要停下来打尖，把枪架起来，找个树荫休息，也不放警戒。看到这种情形，卡尔逊对我说：“我和八路军一起安全地过了四次敌人的防线，八路军始终是中国数一数二的队伍，可是现在这些人似乎想让日本人把我抓了去。”我对他说：“你现在不是还和三个八路军战士在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