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 张陨璧）长期研究工商管理的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William N. Brown）与中国有着深厚情缘——这段50年的缘分始于1976年，那年20岁的他来到台湾岛的美军空军基地服役。
1981年退役后，潘维廉完成了学业，后来他卖掉自己的公司，于1988年携家人移居福建省的海滨城市厦门。他以研究工商管理、推广中国各地文化而闻名，并于1992年成为福建省首位获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籍人士。
2019年，他出版了著作《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Off the Wall – How We Fell for China）。
今年是潘维廉与中国结缘50周年，这位70岁的学者前不久参与了一个多媒体项目——重走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路。
对潘维廉来说，今年这一路可谓直击灵魂深处。“在酷暑严寒中该如何徒步穿越这样的地形？我想象不到，”他说。“单纯通过纸面阅读关于长征的内容，虽然引人入胜，但其真实性再强，也就相当于观看一部历史题材电影；即使其事实呈现无误，你也仍然无法彻底把握大悲大喜背后的内在本质。”
今年在追寻长征足迹的过程中，潘维廉遇到了一些红军后代，深受感动：这些后人直到长征几十年后才得知他们的亲人牺牲在何处。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军战士平均年龄据说只有19岁，他们忍饥挨冻、武器奇缺，但他们从不占老百姓的便宜，”他说。
潘维廉发现，红军战士如果收到了食物或衣物，总会想办法付钱。
“回顾整个历史，我认为没有哪次‘行军’能像长征这样艰苦卓绝；战士们通过对沿途群众的爱，表达了对国家的爱。‘爱我中华’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他们对人民实实在在的爱，”他说。
近期，潘维廉将有一本新书出版——《你无法想象的奇迹：中国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故事》（Many People, One Dream: Bill Brown's Record of China's Shared Prosperity For All Ethnicities）。
在走访长征旧址时，潘维廉深入了解了红军是如何善待四川省冕宁县彝海镇彝族群众的故事，他深受感动。
他发现，彝族人起初并不喜欢红军，因为他们认为红军“和国民党政权及军阀一个样”。
“红军当时有能力凭武力制服彝人，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非常耐心地赢得了彝人的信任，使彝人理解红军为何而战，”潘维廉说。
“令我惊叹的是，不仅是汉族，中国的少数民族都支持红军，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看到：如果红军失败了，中国也会沦陷——要么落入日本人手中，要么落入蒋介石手中，要么落入军阀手中，要么落入那些想把中国分裂成非洲那样小块殖民地的外国人手中，”他说。
在潘维廉看来，如果红军未能到达位于今日陕西省的革命根据地延安，“日本很可能会征服整个中国，然后再是亚洲其他地区”。
“历史就像一大串多米诺骨牌倒下的过程。眼下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几个月、几年后重要性可能就凸显起来。所以在讲述长征故事时，我认为重要的是帮助外国人看到问题的利害之处，”他说。
“行走的图书馆”：一位书迷的中国观
多年来，身为书迷的潘维廉收集了不少书籍，讲的都是外国人在华的经历或中国人的海外旅居史。
他发现，许多书籍提到了东南亚华人的故事，那里的华人辛勤工作、寄钱回家，不仅帮助家人，还资助乡里，如修路和盖学校。
“让外国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华人）的梦想是晚年回到中国终老——如果死在了海外，至少也要将遗骸骨灰运回家乡、葬在祖籍地……无论政局如何变幻，中国人都热爱着自己的国家，”他说。
对潘维廉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他说这部经典著作“让世界睁开眼看到了在中国真实发生的情况”。
“它也打开了我的眼界，”潘维廉说。他引用了斯诺在书第一章中的话：红军“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
“我要是没读过这本书，也就不会这么积极地亲历中国。几十年来，我驾车20万公里有余，见证了长征的巨大牺牲所换来的今日果实，”潘维廉说。
在今年重走长征路之前，潘维廉就曾去过沿途这些地方，并阅读过大部分地方的资料。
“但今年感觉就大不相同了。我们与一个团队花了近50天时间，就一个目的，那就是体验、探索当年的长征以及今日中国的‘新长征’，”他说。
这让他对长征之牺牲、之悲壮有了“更加发自肺腑的认识”，也帮助他“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精神，尤其是他们对国家的爱”。
“据我所知，没有其他民族对自己的国家能怀有如此持久、如此深沉的爱，”他说。
潘维廉欣赏今天的中国人在生活中发扬长征精神、克服困难、为他人服务。
他最喜欢的人物之一是中国邮政藏族邮递员哈弄夺机。哈弄夺机常年在气温可低至零下10度的川西雪域高原上工作。
“作为一名邮递员，他18年间行走在216公里的邮路上，总行程达50万公里，投递500万件邮件，没有一件丢失，”潘维廉说。
“他帮助孩子们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还在下班后驱车100多公里为一位藏族老阿妈送药。他的电商工作室帮助藏族人销售当地产品。”
见证民族复兴 论道如何联通中外
近40年前，当潘维廉移居厦门时，他觉得中国“落后于世界”。
“今天，每次我出国工作，无论去欧洲、南美还是非洲，都能明显看出世界已落后于中国，”他说。
“（中国领先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生活方式和文化。说起中国速度，我们老说中国‘快’，但其实也有中国‘慢’——社会关系当中，有慢的一面、人性化的一面。我喜欢在时速300公里的高铁上慢慢泡着茶，”他说。
潘维廉将中国治理的成功归功于他所说的“精准治理”，如精准扶贫等大规模举措。
“世界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可以向中国学习。世界太小了，容不得那些所谓大国像过去500年那样再继续下去了，”他说。
“赢者通吃模式已不再可行；我们要么就双赢，要么就双输，”他补充道。
当被问及世界上对中国普遍存在的那些误解，潘维廉说：“可悲的是，自打我50年前初到台湾岛生活以来，许多西方人（对华）看法变化不大。”
他说，中国的形象正在慢慢改变，因为对于西方媒体来说，把中国描绘成“行将失败”的样子是越来越难了。
潘维廉也不断地号召朋友亲自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
“你如果爱中国，那就来看一看，了解了解。但如果你怕中国，就更该来看看。《孙子兵法》说‘知彼知己’，一旦你了解中国人，你会发现他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没准甚至是家人，”他说。
“我的大儿子神能（Shannon）就娶了一位厦门姑娘！”
在他数十年的公开发言中，潘维廉经常挑战西方媒体的一些惯用叙事，他认为这些叙事局限于过时的冷战模式，对中国崛起存在长期焦虑。他说，虽然西方媒体经常把中国崛起描绘成咄咄逼人，但中国在历史上精力主要聚焦在内部整合和和平贸易上，而非殖民扩张。
“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发明了震慑四方的武器……然而中国从未因为贸易而攻击其他国家；而西方为了贸易却从未停止攻击其他国家，即使现在也是这样，”他说。
当被问及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形象时，潘维廉提到了中国成语“和而不同”，意思是真正的君子总是能求同存异。
“向世界讲述长征、扶贫等中国故事时，这就是关键的一条。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需要向他们展示我们有着同样的梦想、需求、问题、希望、忧虑，要展示出我们在中国是如何克服这些方面的困难的，”他说。
潘维廉说，外国人一旦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更好地接受甚至拥抱中国所存在的不同、差异：“毕竟，你‘不同’并不意味着你‘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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