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曾言：“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会押韵。”此刻笼罩在东亚上空的，正是他那句沉重警言中最黑暗的韵脚。本文尝试梳理日本右翼势力如何步步为营让军国主义幽灵挣脱战后秩序和《和平宪法》束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临门一脚”如何使九一八事变、珍珠港事件的战火80年后再次点燃成为可能。
日前，高市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对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公开释放出武装介入台海的意图。作为战败后首位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的日本首相，高市的言论立即引发了轩然大波，不仅招致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更受到了日本国内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批判。她拒绝收回谬论的顽固态度，彻底暴露了其最终的野心：即完成保守势力长期以来推动的日本再军事化图谋，彻底拆毁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设置的根本限制。这是此次不断升级的“历史之韵”中，最新、也最危险的音符。
事实上，日本“炮制外部威胁”的险恶伎俩，绝非今日心血来潮，而是屡试不爽的侵略借口。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前，作为策动侵略的关东军核心人物石原莞尔就叫嚣“日本面临国家存亡危机”，并以此为借口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这场由日本一手挑起的侵略战争，迫使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抗战，造成中国军民伤亡高达3500万。仅南京大屠杀一案，日军就在六周内屠戮了超过30万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同样，在山本五十六偷袭珍珠港之前，军国主义狂人、时任首相东条英机也反复鼓吹由于美国的石油禁运，“日本面临存亡威胁”，并以此为借口偷袭珍珠港。今天，高市妄图将台湾问题与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直接挂钩，不过是故伎重演，企图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披上“为应对威胁”的虚伪外衣。
要看清军国主义者复辟的道路，就必须回顾战后的国际秩序，厘清日本如何以积少成多、由内到外、以事促法的渐进策略，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而非“修宪”本身，一步步架空了《和平宪法》第九条，完成了军事力量的“合法化”和“常态化”。
战后，《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是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制约底线。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然而，这条底线被日本保守政治势力通过数十年的法律诡辩系统性地侵蚀了。这种侵蚀始于1954年。当时，尚未肃清的日本军国主义残余摇身一变，成为了保守右翼政客。他们利用美苏冷战的背景，声称宪法第九条虽禁止“用于侵略的战争力量”，但并未剥夺主权国家固有的“单独自卫权”。以此为由，日本设立了“最小必要限度”的自卫队，称自卫队是为行使此权利而建立的必要组织，不属于宪法禁止的“战力”。1972年，日本对自卫队确立了“专守防卫”原则，即只有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才行使自卫权。这虽是自我约束，但首次在宪法解释框架下明确了日本拥有“反击能力”，为后续军力发展预留了空间。此后，日本通过1992年的《联合国维和活动合作法》允许自卫队赴海外执行维和任务，实现了自卫队“走出去”；通过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将“周边事态”定义为“事态性而非地理性”，打破了空间限制，使自卫队能够介入非日本本土的冲突。
最终，这场拆墙运动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手中达到了高潮。作为日本再军事化的总设计师，安倍在2014年通过内阁决议，单方面重新解释宪法第九条，允许日本在面临“存亡危机事态”时行使部分集体自卫权，实现了对“专守防卫”原则的行政突破；又在2015年通过《和平安全法制》，将内阁决议的内容以立法形式固化，使日本在法律上完成“解禁”集体自卫权，首次具备了集体交战权。
现如今，在安倍奠定的法律基础下，高市早苗则妄想完成“解禁”的“临门一脚”和“政治激活”。她利用自己在国会的强硬姿态，将“台湾有事”直接与“存亡危机事态”挂钩，试图将法律层面的“解禁”推向最具争议性和实战化的临界点，以完成了集体自卫权突破的“地域和政策激活”。其核心企图是为日本再军事化和最终修改《和平宪法》铺平道路，将日本从一个“法律上的可战国家”推向一个公开的“能战国家”。
面对这一危险信号，国际社会特别是亚太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高市举动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和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周边国家再次将日本视为潜在威胁，加剧区域军备竞赛和地区紧张局势。更令人警觉的是，一旦高市早苗的图谋付诸实际干预，日本自身将面临灭顶之灾。
具体来说，高市的言论和行为已突破了既有的法律、道义和安全底线：第一，践踏国际法。《联合国宪章》明确要求“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高市作为二战战败国的领导人，公然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妄图干涉中国内政是对国际法的公然侵犯。第二，背弃道义底线。高市言论违背了包括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在内的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特别是日本“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原则立场。推翻这一庄严承诺，高市致使日本的国家信誉扫地。第三，自陷安全困境。高市的再军事化政策必然加剧日本战略依附，加剧日本周边环境恶化。由于日本已将北至北海道、南至冲绳的数十个机场、港口变为军民两用设施，一旦介入台海冲突，整个国家都面临成为战场的风险。 正如《解放军报》所严正警告的那样，如果干预台海，日本政府是“将全国民众绑上自毁的战车”。
日本政府显然没有告知国民高市危险决策的真实代价。如果中国方面的严正警告和日本国内外一致的反对声音都不能阻止高市，她最终将以一个把日本推向万劫不复深渊的罪人形象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日方必须立即停止其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和挑衅言行，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历史可以押韵，但战后秩序是不可动摇的。高市早苗今天企图挑衅的中国，也早已不是昨天的旧中国！ 国际社会如今面对的问题是：当一个国家利用复杂的法律架构，不是为了维护其宪法宗旨，而是为了系统性地架空战后国际秩序对其的根本约束，这给其他国家开了怎样的先例？这将如何侵蚀和悬置世界用于维系战后和平的法律框架和权威？
作者：王旭 系中国日报前东京站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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