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在中国浙江省东极岛上，一座纪念碑正式落成，铭刻着当地渔民在二战中冒死营救英军战俘的壮举。而远在英格兰中部的英国国家纪念园（National Memorial Arboretum）里，也静静矗立着一块纪念碑——它们隔海相望，共同守护着中英两国人民一段难忘的记忆。
踏入英国国家纪念园，我便置身于四百多座纪念碑之间：它们有的是浮雕、有的是塑像、还有的仅仅是一块刻着名字的石碑，纪念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士兵与平民。
“每一座纪念碑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园内一位志愿者问我。“你是在找哪一个？”
“‘里斯本丸’号，”我回答。
当他为我指路时，我不禁想起三年前刚到伦敦时接到的第一项采访任务。那是一场关于日本太平洋战争中“里斯本丸”号的纪录片放映会。“‘里斯本丸？’那是个什么东西？”我不禁问自己。里斯本是葡萄牙的首都，“丸”似乎是个日语词，这样的搭配让我一头雾水。
通过查阅资料，这个陌生的名字为我揭开了一个被时间掩埋、地域阻隔的、悲怆而又英勇的故事。
“里斯本丸”号是一艘在二战期间被日本军方征用的货船，用于将盟军战俘作为苦力运往日军占领的亚太地区军事基地。船上的环境极为恶劣——数以百计的战俘被塞进货舱，几乎得不到足够的食物、饮用水和卫生保障。
航行过程同样充满危险——由于这些船只没有被明确标为非战斗单位，经常遭到盟军潜艇和飞机的误炸。在二战期间，有十几艘此类船只被击沉，“里斯本丸”号也未能幸免。1942年10月1日，塞满了英军战俘的它，在从香港驶往日本的途中被美军潜艇的鱼雷误击后沉没。
“里斯本丸”号沉没前，不少战俘一起突破了被日军反锁的船舱，跳入大海逃生，而守船的日军用机枪扫射在水中挣扎的战俘。在这危急时刻，附近浙江东极岛的渔民们划着小船赶来救人。最终中国渔民成功救起384名盟军战俘，但仍有828人丧生。
过去三年，在对这段历史的报道过程中，这悲怆的一幕不时会在我脑海里闪现。在2022年那场纪录片放映会上，我结识了丹尼斯·莫利（Dennis Morley）的女儿丹妮丝·维尼（Denise Wynne），也就是图片中最左边那位女士。她的父亲莫利是船上1,816名战俘中的少数幸存者之一，他于2021去世。
维尼告诉我，当年她的父亲只有22岁，是英国皇家苏格兰兵团的一名军乐手。他和其它战俘一起跳海逃生，最终被东极岛的渔民救起。
“是中国渔民改变了一切，”莫利在2019年的采访中说。“日本人看见了中国渔民才停止射击。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们才被陆续救上船。”
维尼告诉我，她父亲的遗愿之一就是能为遇难者和那些勇敢的渔民立一座纪念碑。她说，英格兰的国家纪念林园已建有一座纪念碑，若能在中国的东极岛上再建一座“姊妹碑”，会让她已逝的父亲感到慰藉。
自那以后，我虽报道了许多其他新闻，但始终忘不了“里斯本丸”的故事。关注“里斯本丸”的人也时不时与我相交。我采访了方励导演，他花了八年时间拍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2023年，在纪录片尚未公映前，方励在伦敦为幸存者家属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放映会。
方导演说：“这是段被遗忘的历史，一开始我就是抱着进行‘抢救性采访’的想法去记录的。比如当年参与救人的中国渔民中唯一还健在的林阿根老人，我知道他的时候，他已经94岁了。当时外界所知的最后一位幸存老兵丹尼斯·莫利也已经98岁。我意识到，如果再不赶紧采访，里斯本丸沉船的人证就要消失了。”
我还见到了英国退役少校布莱恩·芬奇（Brian Finch），多年来，他一直搜集“里斯本丸”的历史资料，并作为幸存者家属之间的主要联系人，帮助方励的团队采访沟通。“所有了解这个故事的人都会为之感动，”他说，“但英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故事。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国内外尽可能宣传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知晓。”
过去三年中国驻英使馆多次举办活动，纪念这一事件。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其他幸存者的亲属。他们带着配偶、孩子、孙辈来参加活动，共同讲述属于各自家庭的“里斯本丸”号记忆。
我见到了参与营救的渔民后代吴布伟，他的爷爷曾给他们讲过当时海上救人的故事：“无论男女老少，全村都动员起来。他们划着小渔船把英国士兵运上岸，还拿出家里仅有的食物分给战俘们。”
我还采访了历史学家托尼·班汉姆（Tony Banham），他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采访许多幸存者，是最早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之一，并于2006年出版了研究“里斯本丸”号的专著。
“很多战争片其实是美化了战争——飞机、大炮、爆炸，” 班汉姆说，“但战争不会在最后一颗子弹落地时就结束。它会一直持续，直到最后一位幸存者离世—— 战争，往往持续一生。”
今年5月，我读到关于东极岛纪念碑揭幕仪式的报道。维尼和其他“里斯本丸”号遇难者的家属也出席了这场仪式。“建立纪念碑，是父亲及其他英军战俘的共同心愿，”维尼接受采访时说。“这样能让后人牢记先辈的牺牲以及施救者的英勇。”
正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是时候去凭吊“里斯本丸”号在英国的纪念碑了。
这一次，我带上了自己的女儿。在去往英格兰中部斯塔福德郡的路上，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她听。作为记者，我知道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讲述故事——让记忆不仅刻在石碑上，也镌刻在人们心里。
（邢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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