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前副总理：面对全球问题，中国扩大合作，美国扩大军售

导读

近年来，全球“新冷战”阴云密布，军费开支日益增加，让所有关注可持续发展，致力于改善最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人们，乃至所有的理性主义者感到忧虑。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军费开支约为2.4万亿美元。当然，所有国家都会说，增加军费的理由是“出于国防需要”。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显然是一种资源浪费。相比之下，人力资本投资却面临短缺困境，无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运营和人民生活提供便利。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仍任重道远。

据估计，目前全球仍有约6.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哪怕仅将用于全球军事建设的一半资源适当地分配给扶贫、减贫事业，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贫困，也可以从根本上减少极端贫困现象。回望冷战刚刚结束的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各国将部分军费开支转向支持和平发展事业，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在短短几年内便显著减少。

诚然，如果军备开支用于投资国内工业，确实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美国便是如此。美国今年的军事预算再创新高，达到8860亿美元，超过了排在后面的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意大利等11个国家军费总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分别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和十分之一（分别占GDP总量的1.6%和4.1%，美国为3.5%）。只有18个国家的国民收入高于美国的军费开支。毕竟，对于美国而言，维护位于80多个国家的750个军事基地，确实是一笔巨额开销。

 军费支出的确能够推动技术创新，而技术进步能够促进长期的经济发展，但对非军事领域技术的投资同样可以助推技术进步。特别是，为应对全球变暖而推行的绿色能源转型投资也具有类似的“乘数效应”，能够有效带动就业。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中国正积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

在“新冷战”的阴霾下，很多人都无法冷静、独立地思考，而是被所谓的“政治正确”引入歧途。营造恐惧气氛更容易操纵公众舆论，而军事游说团体正希望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不幸的是，他们的计谋得逞了。英国作家罗伯特·佩卡姆在他新近出版的《恐惧：世界的另类历史》一书中，引用了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头目之一赫尔曼·戈林的一段话来证明此观点：“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诉民众他们正在受到攻击，并谴责和平主义者缺乏爱国精神，将国家置于危险之中。”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类似的事情如今竟正在那些高谈“民主”的国家里发生。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外交手段，尤其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外交，在防止冲突升级方面如此低能。此前中国成功地缓和了地区强国伊朗和沙特间的紧张局势，避免了潜在军事冲突的爆发，而美国总统拜登却无法阻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全面进攻。冲突爆发六个月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往中东跑了六次，但成果寥寥。享有“自卫权”并不意味着可以发动具有战争罪性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战事符合军工企业和军火出口国的利益。相较于那些倡导和平、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团体，军工游说团体和主战派利益集团的组织性更强、影响力更大。随着冷战思维的加剧，2023年美国的武器出口额增长了16%，达到2380亿美元，它们销往96个国家，占全球军火贸易的37%——238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它比全世界四分之三国家的GDP还要高。

我们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遗憾的是，我们在“新冷战”思潮面前过于被动，但大规模反战抗议浪潮迟早会席卷而来，就像60多年前人们反对越南战争一样。倘若不彻底叫停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我们很难想象如何能够以和平、民主的方式，有效化解危及经济发展和数十亿人生计的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可想而知，如果民主的手段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就不得不诉诸威权和武力。

我们都听说过为抵御外敌入侵，或以维护独立、主权和民主的名义进行的光荣斗争，但在当代的冷战和热战背后，是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变化——这让许多国家感到“不舒服”：俄罗斯至今仍未从苏联解体以来自身实力一落千丈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中走出；美国也拒不承认其全球霸权已经过时的事实；而对于英国和法国而言，殖民时代的“辉煌过往”如今只剩下遥远的怀念。

悲观主义者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主要是中国）之间的对抗无法避免，但欧洲-大西洋和欧亚这两个独立的庞大体系可以和平竞争。只要我们加强跨国经济、文化和外交领域的交流，就不必诉诸军事手段。在这两大集团中，欧盟应该发挥关键作用。作为两大集团的共同参与者，欧盟不必在中美分歧中选边站队。没有什么比“经济冷战”对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全球化的破坏更大了。

中国可以在维护和平发展道路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特别是通过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在“一带一路 ”框架下扩大经济合作，与美国扩大武器出口有着本质区别：要想有人购买美国武器，就必须制造严重的政治紧张局势；而要想从中国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中获益，就必须有和平的发展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