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走四十多年、历经七次生死、撰述六十余部作品之后，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先生手持新作《炼狱》一书说，“我在贵州贵阳找到了创作的兴奋感与敬畏感”。说这句话时，他的双目流溢着庄重的神采。
这一神情，犹如历尽磨难取得真经的“美猴王”孙悟空——何建明的微信名就叫“美猴王”。不同的是，何建明想取的“真经”并不在他方，而在脚下的土地上：这山、这水、这人、这事。
四十多年来，他从书写石油会战、三峡移民、港珠澳大桥建设、抗击非典、汶川地震、利比亚撤侨、天津大爆炸等国家大事要事，到对南京大屠杀、红岩故事、雨花台烈士、上海中共地下党等等现实和历史的重大题材中挖掘与书写，推出了钱学森、梁雨润、白方礼、吴仁宝、王淦昌、黄大发等闪耀中国榜样的时代楷模。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写作，以“国家叙述”“民生切入”和“地方书写”为特质，被文学界定义为“何建明现象”和“何建明写作”。他因此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界获奖最多的作家：三获鲁迅文学奖、四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五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还有大大小小许多奖项。
《炼狱》是何建明在贵州贵阳最新取得的“真经”。“在我看来，共产党人在息烽集中营的故事，是红岩精神的前奏。”为此，他提炼出了“炼狱精神”：“炼狱，是革命者最彻底、最纯粹和最高尚的精神境界，它甚至比生命本身更伟大、更可贵”，并作了阐述：“因为相较战场上或刑场上吃一颗子弹而死去，在黑洞洞的牢房里十年八年、坐穿牢底而依然不改信仰和意志是极难极难的，就像是普通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的道理一样。”
何建明说，共产党人“炼狱精神”的纯度之高，需要他在写作中保持高纯度的投入和情感，才能贴近那些高尚的灵魂，“写《炼狱》，实则也是在‘炼’我自己。”最终成文的《炼狱》，是对革命者灵魂与信仰的赞歌、忠诚与绝对忠诚的探源。
算下来，《炼狱》是何建明状写黔山黔水、黔人黔事的第五部著作。近些年来，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黔地的高山与峡谷间：一副无框眼镜，一头向后梳拢的头发，一件普通的黑色或蓝色夹克，一个装着纸和笔的背包。一段时间过后，一部部作品随之走出黔山：2017年的《山神》，塑造了“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获得者黄大发“当代愚公”的形象；2018年的《时代大决战——贵州毕节精准扶贫纪实》，是贵州毕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啃硬骨头“战役”细节的揭示，总结出无私奉献、济贫拔苦、勇于担当、善于创新的新时代“中国精神”；2021年的《少年英烈袁咨桐》，首次呈现了贵州习水籍16岁革命烈士袁咨桐如烟花般炫目而短暂的一生；2023年的《茅台——光荣与梦想》，通过讲好“茅台故事”、凝练“茅台精神”，揭示了“茅台”这一中国著名民族品牌的现实意义。
评论界说，何建明以他独有的“国家叙述”“民生切入”“地方书写”等多般文学“武艺”，对贵州贵阳予以重新的发现与定义。而他却说，“我只是以文学的名义，与贵州再次相逢。”
黔地六书
从头“发现”贵州
何建明说，他的报告文学之路，是从贵州出发的。
1977年，何建明成为一名基建工程兵。在部队里，他是新闻干事，又热爱文学。受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他常常觉得新闻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表达欲。有一次，他获悉所在部队驻遵义某部一名技术人员赵庆龙的事迹，特地前往遵义进行新闻采写。新闻写完发表，他感觉意犹未尽，于是有了报告文学作品《腾飞吧，苍龙》。这是何建明的第一篇“成名作”，时间是1980年，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被评为“建国以来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之一。
随后，何建明入京，先后出任《中国作家》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等职，但“军人出身”的“报告文学作家”身份，是永不褪色的底色存在。
何建明“以文学的名义与贵州再次相逢”，时间是2017年夏天。他先是在手机上看到了一篇“豆腐块”文章，主人公是用32年时间，带领乡亲们在千米高的悬崖上开凿“天渠”、引水致富的82岁老支书黄大发，地点在遵义草王坝村。
“那时，黄大发除了在贵州被评为‘优秀党员’外，其他地方很少有人知道他。”何建明决定前去寻找这位“当代愚公”，且在寻访中三上命悬一线的“天渠”，把生命托付给这位82岁的老人。“我说过一句比较绝对的话：以前所有的人和事都可以不写，但这个人不能不写。”何建明说，“我甚至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神话。”2017年11月17日，他笔下的主人公黄大发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在大山住久了的人，一定会相信山神的存在。山神具有超凡的力量，那力量来自大山不可逆行的意志与信仰，那是大山的精气与灵魂。山神，就是大山的精气与灵魂的融合体。”何建明说，黄大发不仅是“当代愚公”，还是一名“山神”。他写黄大发的报告文学，即以“山神”为书名。
2018年，何建明延续了“贵州脱贫攻坚”的故事。不同的是，他笔下的主人公，由黄大发“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地点转移到了贵州毕节。他四赴毕节，通过大量实地走访和调研，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呈现了毕节扶贫前线一桩桩生动的事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当代贵州，没有比“脱贫攻坚”这四个字出现的频率更高、更催人奋进与令人自豪了。“脱贫”是多少代贵州人的梦想，“攻坚”又是几千万贵州人的拼搏。从曾经是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变为减贫人数最多的省份，贵州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在后发赶超的步伐中，以“一个都不能少”的铮铮誓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铁血壮志，一次次取得决定性胜利，一次次谱写辉煌篇章，撕掉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改写了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旧印象，重塑的是“百姓富、生态美”的新形象。《时代大决战——贵州毕节精准扶贫纪实》一书，折射的恰是贵州脱贫攻坚带来的“千年之变”。
2021年，何建明“发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贵州少年英烈袁咨桐。袁咨桐出生于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的习水县土城，父亲是位开明而富有远见的地主，将三个儿子送到贵阳的教育家黄齐生家学习。袁咨桐不久便随黄齐生闯荡上海，后来到南京安家，进入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信仰共产主义思想，1930年被国民党军警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年仅16岁，为雨花台烈士中年龄最小者。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牺牲的革命者难以数计。十几岁的少年英烈在历史上极其稀少，何建明前后三次去过袁咨桐的家乡，发现即使回到主人公的家乡，由于少小离家投入革命，生命又如此短暂，与他相识的乡邻亦是稀有。何建明只能在与少年英雄共同被捕就义的共产党员所留下的只言片语里，分辨出他们依稀的影子、相互印证的痕迹，用有限的素材，架构恢复当时的历史场景。何建明想尽可能多地把留下名字和没有留下真实姓名的牺牲者，全部融入他的文学叙述中。
赤水河流经习水，流向茅台。2022年，何建明又将目光投向了茅台镇。凌晨四点，他看到了一条绯红色的“光带”——由一辆辆奔波往返于仁怀市区和茅台镇之间的车连缀而成，如同城市的脉动。他说，这样的脉动，在北京、上海、深圳寻常可见，而在西南群山间的河谷里遇见令人惊奇。
这“光带”自带酒香，从不饮酒的何建明走进了“一瓶茅台酒，半部国企史”的茅台酒厂。他去了茅台的“第一车间”——红缨子高粱基地，和农民们席地而坐；去了第二车间，在角落里的茅台档案室查找档案；看踩曲女工挥汗如雨，听满头白发的季克良先生讲述大自然的神奇……“在我看来，茅台之所以有味道，其根本的原因是茅台人精神世界的纯洁度、劳动意识的高尚度和科学思想的准确度上。”何建明发现，茅台精神里有中华民族优秀和宝贵的品质，那就是追求完美、追求严谨、追求细腻、追求天人合一的信仰，他们把一丝不苟的劳动作为创造人间最美好的唯一途径而从不马马虎虎。在《茅台——光荣与梦想》一书中，他呈现了一部从来没有完整呈现的真正的“茅台”，它既是物质的茅台，更是精神的茅台。
“贵州许多的人与事，就像陈酿的老酒，那些复杂、细腻的滋味在岁月中静默变化，一旦开封，顿见生命的光华。”何建明说。
接下来，他要重新“发现”贵州的红色精神资源了。
四进息烽
重新打造贵州红色品牌
百年党史，长征最难。通常认为，红军长征时间最长、空间最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是贵州：全省9个市（州）88个县市区中有60多个留下红军活动的足迹，在贵州留下长征不可移动文物753处；红军在贵州建立了三个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黔北革命根据地、黔西北革命根据地；红军组织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又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先后有约2万名贵州各族子弟参加红军队伍，使贵州有了“本土红军”。
因此，红军长征被视为贵州最大的红色精神资源。以遵义会议纪念园、四渡赤水集中展示带、红色旅游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旅游景点，以电视剧《伟大的转折》大型情景交响合唱《遵义会议组歌》为代表的红色文艺作品，让这片红色故土焕发勃勃生机。
二万五千里，这是红军长征的里程数。如果将红军长征的行程在中国地图上标划出来，会发现这是一条曲折向西艰难而悲壮的行军路线，作家魏巍称之为“地球的红飘带”；如果仔细观察这条“红飘带”，会发现它在贵州最为纵横交织、百转千回，像一团“乱麻”在赤水河两岸绕来绕去，然后向南再次越过乌江进入息烽县，这才理出个头绪来。于是又有了一个更为形象的象征：“红飘带”围绕赤水河进行精心的编织，最后南跨乌江在息烽县收束，形成一个漂亮的“中国结”。
何建明关注的，是“红飘带”收束为“中国结”的所在地——息烽。
息烽位于贵州中部的乌江南岸，是省会贵阳的北大门，地处要冲，历来兵家必争，战火不断。明朝末年，为平息乌江西岸水西土司安氏之乱，朝廷驻兵县境，修筑城池。战乱平息之后，崇祯皇帝便下诏更改地名为息烽，寓“平息烽火”之意。1935年，一支头戴红五星的远征部队为摆脱敌人的重兵围堵，四渡赤水之后，突然南渡乌江来到息烽，创造了一个红色战争神话。因此，息烽这片土地又笼上了一层红色的政治光晕。1938年，国民政府以“爱国”和“抗战”名义，在息烽县的阳朗坝和玄天洞设立秘密监狱。黑暗的人间活地狱上演了一出出惨剧，血雨腥风，吹打得苦难岁月里的息烽暗无天日。后来，从这片血雨浇灌的土地上诞生了一部著名的小说《红岩》，同时也成就了那部家喻户晓的电影《烈火中永生》。
2011年建党九十周年，何建明开始写作“红色三部曲”的第一部《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正如书名副标题所揭示的，他通过大量新解密的史料及历史细节，对幸存下来的革命者及其后代进行采访，“重写红岩”，阐释“忠诚与背叛”的宏大命题。写作过程中他意识到，“小说《红岩》的人物角色除江姐、双枪老太婆之外，人物原型有八成来自息烽集中营。”
息烽集中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设立的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规模最大、管理最严、等级最高的一所秘密监狱，与重庆白公馆、江西上饶集中营同为抗战期间国民党设立的三大集中营。从1938年11月建立到1946年7月迁往重庆，近8年时间里先后关押共产党人、进步人士1200余人，屠杀和折磨致死600多人，400多人下落不明。杨虎城、黄显声、许晓轩、“小萝卜头”宋振中、韩子栋等烈士都曾被关押在这里，张露萍等七位烈士在此被关押并遇害。息烽集中营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坚持真理、坚定信念、顽强抗争、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围绕息烽集中营红色题材，贵阳市委宣传部从影视、文学、舞蹈等多角度、多领域组织专业力量进行挖掘，先后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息烽·息烽》、电视剧《烽火不熄》、小说《血献厚土》等作品；2022年，又委托何建明前来挖掘创作，同时申报成为2022年度贵州省文艺精品扶持项目。
“如果没有息烽集中营，红岩故事和红岩精神是残缺的、远远不够的。在我看来，息烽集中营的故事，是红岩精神的前奏。”何建明说。他先后四次到息烽进行采访创作、采风调研，历经一年完成书稿，书名为《炼狱》。他说，他是以“红色三部曲”第四部的心态来创作的。
《炼狱》完整揭示了息烽集中营的真实面貌。作品还用影视的视角、戏剧手法，将息烽集中营架构为一个大的时空舞台，以幸存共产党人韩子栋的视角，还原息烽集中营的前世今生，并运用从北京、南京、贵州、重庆发现的新材料、新视角，串联起杨虎城、黄显声、“小萝卜头”等烈士完整的生命轨迹，着重捕捉历史的“微表情”。
“作品在《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所探讨的命题‘忠诚与背叛’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忠诚和绝对忠诚’进行了探源。因为在我看来，息烽集中营里的共产党人所受的折磨与苦难，是其他监狱甚至战场上都没有的那种非皮肉和生命的考验，它是对灵魂、信仰和人性最彻底的考验，也就是我们说的‘软刀子’考验。这种考验是敌人对共产党人使出的慢性毒化方式，它考验的是人的灵魂、心灵、信仰与意志。息烽集中营的革命者在‘软刀子’考验下，展示了斗争的艺术和‘炼狱精神’。‘炼狱精神’不仅仅是革命党人的精神境界，更是人类的精神境界。”何建明说。
何建明认为，以文学方式来讲述党史，可以让原本已经遥远的历史故事重新鲜活起来，更有利于党员干部和青年群众了解党的革命历史，理解党的初心，理解什么是对党忠诚。他力图把息烽集中营这段革命故事、英雄事迹更好地挖掘好、展现好，成为修好共产党人“心学”的强大力量。
记者手记
地方与作家的相互成全
行走四十年，历经七次生死、撰述作品六十余部。至今,何建明先生仍保持着强烈的“表达欲”和“现实关怀”。支撑他的动力是“双重认同”：一是对家国的情感认同，得以始终站在社会的最前沿，感受时代发展的脉搏；二是对作家身份的价值认同，不认同“一方面漠视生活，对现实生活的了解很有限，一方面沉溺于过去与西方”的写作。
“双重认同”使得何建明虽多次遭遇生死磨难，但他犹如一名文坛战士，是战士便永远在冲锋的状态。其四十多年的文学创作历程，开创了“国家叙述”“民生切入”和“地方书写”相融汇的先河，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进行了十分可贵和有益的实践与探索，直接推动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与时俱进，具有中国报告文学的特色和当代色彩。在他看来，报告文学是一种用文学艺术形式记叙的新闻报告，它或有深刻的思想性，或有直白的原生态式的记录性，但无论何种形态，报告文学必须是文学的、现实的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何建明的“黔地六书”，从个人情感出发，是以文学的名义与贵州再次相逢；从文学价值出发，是用文学的方式对贵州贵阳进行新的发现与定义。两者的共同点，是黔地对一名创作者的创作冲动。何建明在贵州行走多年，感受最深的是黔人介于“山民”与“山神”之间的品格：“黔山赋予了黔人大山一样的骨骼，是具有生命感的‘山民’；黔地‘山民’在艰苦的环境中，赋予荒山僻远以生命，是具有自然力的‘山神’。”面对这样的人，何建明说他感受到了“超越自我的活泼泼的生命力，人立于天地之间的磅礴精神之力”。
同时，何建明也认为贵州不缺题材，缺的是好的艺术实践。究其原因，“一方面，本土作家没能超出地域性；外界作家投入的感情不够”。怎样讲好贵州故事，他提出了要点：用外界人的视角、全世界的视野审视贵州，找到独特价值，用适用于贵州这片土地的文学手段进行表达。他自己有一个创作冲动：对贵州某一座山上某个少数民族，进行原生态书写。
对很多作家而言，写作是在“邮票”大小的地方，深挖一口井。期待作家与地方能够实现相互成全。（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