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近年来美国产业政策出现调整,一改过去数十年来“自由放任”的状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意欲动用政策手段打压中国,同时增强自身供应链韧性,重夺产业和创新领导地位。对此,中国应持续扩大改革开放,增加科技研发投入,培养和吸引人才,鼓励知识密集型企业发展,加强科技实力和企业竞争力。
为了挽回自己在某些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在多领域实施了经济保护主义措施,最近又史无前例地禁止向中国出口英伟达和AMD的高端人工智能芯片。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孤立的个案,是美国为争夺半导体领域的领导力而实施的。但实际上,它背后反映出的是美国产业和创新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产业和创新政策基本上处于“自由放任”的状态,这直接或间接地鼓励了企业将生产制造环节外包出去。因此,一些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改变其产业和创新政策。此外他们还意识到,美国政府对私营部门创新的依赖日益增大,导致研发重点发生“跑偏”,削弱了美国的结构性竞争力。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2019年,私营部门承担了美国72%的研发资金。因此,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总体观点是,必须要弥补关键制造能力的缺失,以重建美国在技术和市场方面的领先地位。
基于这一点,美国新的产业和创新政策目标就是增强其供应链领导力韧性,在新的融资模式基础上重组公私合作,增加和完善公共采购,并利用脱碳政策引导新的资源投入绿色经济发展,以保持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
当前美国私营部门正面临多重挑战,如产品需求快速变化,全球供应链存在多处“堵点”,另外当然还有美国正在失去对全球供应链的领导地位。因此,美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私营部门提供资金和保护。但同时美国政府也很清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套强有力的公共体系也必不可少,必须要对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进行广泛的投资——也就是说不仅要有现代化的港口、机场和铁路系统,还要有廉价、普及的互联网,以及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电网,以此来把制造业巨头、小企业、科研人员和工人全都连接、整合起来。如果没有这些,一切都免谈。
拜登政府一直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是,必须将公共采购作为产业和创新发展的引擎,塑造一个符合美国政府产业战略目标的市场。
美国政府近期通过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价值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有为半导体研发、生产和相关劳动力培训提供527亿美元支持的《芯片与科学法案》,还有斥资369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开发和减缓气候变化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近几十年来第一次打开了“政策工具箱”,通过供给侧推动(比如为新工厂提供补贴)和需求侧拉动(比如为新工厂的产品创造市场),两侧同时发力,意欲重夺其在诸多领域失去的产业和创新领导地位。
绿色经济相关产业就是上文提到的美国领导力丧失的一个典型例子。中国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设备以及电动汽车生产领域的世界领先者。美国也已瞄准这一领域,扶持氢能、碳捕获、新电池材料、太阳能装备等行业,并对电动汽车给予大规模补贴——根据《降低通货膨胀法案》,购买一辆全新或二手电动汽车可分别获得最高7500美元和4000美元的税收抵免,但前提是汽车电池中的关键矿物原料(如锂和钴)至少要有40%是在美国本土或与美国有自贸协定的国家开采和提炼的。在此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就曾断言:“多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在回顾这一时刻时,会将其视为美国有机会赢得21世纪的时刻。”
美国的这些行动将对中国制造业市场造成压力,不仅限制了中国企业的产能,还倒逼中国加大科技投资,加快产业升级,完善需求拉动政策,特别是创新政策,需要继续培养和吸引人才。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鼓励发展知识密集型企业,同时深化企业改革,提高经营水平,以进一步加强科技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