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22年5月的一天，当我打开朋友圈，看到了昔日同事分享的一篇《母爱无声》的散文，瞬间就被吸引，继而泪流。

作者周鸣说到，每个人成长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母亲，他平实的语言将母亲形象跃然纸上，出现在读者的脑海里，生活中是需要有细嚼慢咽的东西出现，那些过往打动着我。

这就《母爱无声》传递给我的感受，慈爱包容一切隐藏在一切中。

我更想将它分享给天下的孩子。

作者周鸣，本名周福琦，1968年生，宁夏灵武人。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选刊》。出版诗集《背后的村庄》。

母爱无声

再卑微的母亲离世，也会有旷日持久的悲伤让人沉陷。八十六岁的老妈走了以后，已经五十四岁的我顿时六神无主，心被掏空了，一下觉得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断了，这个世界跟我无关了，什么都不亲了，什么也不近了。我不愿待在人多的地方，更不能待在人少的地方。我怎么也不相信，那么坚强的老妈会病故，遭受了那么多苦难的老妈会离去，那么疼顾儿女的老妈会丢下我们。

“头七”过后，事儿少了一些。头一低，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一股一股往外流。我甚至不愿意同弟弟们一道走坟，只想一个人跪在坟头陪伴我妈，任眼泪砸进土里，直到湿土挤成一堆，才觉得轻松一点。在老家院子里一抬头，蓝蓝的天空中就有了我妈的影子，白云上头我妈在飘动，很轻盈，含着笑意，没有一丝惆怅。目光随意一扫，我妈就会出现在树梢、草地、屋顶、草堆甚至车头上，我妈无处不在，面露微笑，是生前没有的那种笑，很轻松，很欢欣。我一声一声地喊：“妈哎，妈哎。”只有风在回荡，只有悲痛在弥漫，我妈第一次不回应我了。

我妈的一生太普通了：一个农村妇女，面色黝黑，个头矮小，目不识丁，一生只出过两次远门。我妈一生太琐碎，太渺小，太没有声响了。难道我妈真的就是一粒尘埃吗？但我相信，我妈和同时代的女性一样，因艰辛而不凡，因苦难而伟大，因坚韧而卓越，所有的母亲会自带圣洁和光芒。

一

我妈去世的当天，本家婶子一进院子就号啕大哭：“二嫂子，你是周家的大功臣。”我一直思谋这句话，我妈一辈子生育了十胎，但成年的只有五个。说我妈是大功臣，应该是指我们兄妹五个各有所成吧。成年的七个孙辈都有不错的职业。用我妈的话说：“每月都有个粮下来。”同辈人都认为我妈“教子有方，门风好”。细细想一想，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妈确实没讲过什么大道理，但我妈处理的几件事，却让人佩服。

1998年，我爹因病住院，我看瘦小的我妈除了给我爹喂饭，一直坐在病床边，吃得很少，几乎不喝水，我劝她回家休息。我妈红了脸，拉着哭腔：“我跟了你爹一辈子，你就让我在床头再蹲几天吧。”我心发紧了——我妈已经知道我爹病危了！她除了上厕所，寸步不离，在我爹的病床边守了一个月。我爹去世三天后，我妈就把我们弟兄们叫到一起，其实是对我说：“你爹已经去世了，从今天起，你们各顾各的光阴，各上各的班。”按照乡俗，作为儿子，我必须要走四十天坟。这是我妈第一次独立作出的决定。到今天，我都还疑惑，我妈从哪里来的胆气和见识？敢用瘦弱的身体扛起世俗的压力。在我爹去世后的二十多年孤苦的日子里，我妈硬是没有在我面前哭过一次。我小弟弟有一段迷茫期，表现很差，我们几个人怎么骂，怎么劝也不回头，持续了很长时间，大家都束手无策，非常担心。后来，我发现小弟弟精气神又回来了。我悄悄问我妈，怎么让浪子回头的？我妈告诉我：“我对害虫（小弟弟）说，从今天起，不能接你给的钱，你给的钱，我使不成。”小弟弟连续给了我妈几次钱，我妈都冷冰冰地拒绝了，也不接他任何话茬。哭了几次后，弟弟幡然悔悟。困扰我的难事，我妈在我家的老院子一句话就解决了。我妹妹因为离婚一事和婆家关系紧张，婆婆闯到我家巷子，从我家门前一直叫骂到村部。我们兄妹都不在家，叔伯兄弟们忍不住想冲出去动手，被我妈拦下了，我妈说：“骂又骂不掉一块肉，我们丫头行得正、坐得端，没做理亏的事。”但从此以后，我们都认定那家人不好，断了来往。那个跟我妹妹离婚、又跟别人结婚的小伙子，时不时还串到我家。我们兄弟在家，他躲在远处，趁我们不在时，他就会跑到我家。我妈身体好的时候，颤颤巍巍给他做饭，催促吃完快走。我知道后，就责备老妈，我妈总是极力否认，被我揭穿了，就辩解一句：“好人不打上门的客。”后来，我妈身体不好了，就逼着我弟媳妇给这个已经不是女婿的小伙子做饭，弟媳妇十分不解，抗争说：“已经不是女婿了，还做啥饭？”我妈就装生气：“进门是客，不能让客饿肚子。”过了许多年，妹妹不再怨恨公婆，每逢节庆都买上东西去看“离婚”多年已不是公婆的公婆。我们兄弟们都骂妹妹不长记性，只有我妈劝我们：“是人都有错，人记仇就活不成了。”后来我妈住院，妹妹以前的那个婆婆也在同一家医院住院，我妈偷偷一个人去看了她。第二天那个婆婆也来看我妈，两人手拉手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到现在我妹妹仍旧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我理解不了我妈的处世哲学，但又觉得实在耐人寻味，有着我不能企及的高度。

家里的日子好过了以后，我们兄弟都爱朝家买东西，经常是一到周末，家里大包小包东西很多。在老家陪我妈居住的弟媳妇就抱怨：“家里有多少水果都不够！你们一走，妈就指使我，给这家送，给那家送，好像我们家亲戚都可怜。”我妈就骂她：“福不重样，没享的福都让我享了，别人吃了就等于我吃了。”我妈卧床一年，慢慢地越变越小，越变越弱，在炕上不停地念叨：“我活成啥人了嘛，尽给你们丢人。”我们怎么劝都听不进去，每隔几天，就要这样嚷嚷几句，不愿下地，更不愿出门。我强行把她抱到轮椅上，她就自责：“你们都是人前头的人，儿子呀，妈不给你们装人啊！”推着轮椅走不了多远，就让推回去。我想不通，经受过那么多苦、那么多难的老妈，怎么会这么的脆弱？想不通时，我的言语就有些生冷，我妈也不辩解，默默低垂着头，眼睛也不睁，手也懒得伸。但她坚决不许我把她推出巷子外。我妈走后，我才明白，好强的她不想让别人看见她成了儿女的拖累。最后一次住院，我妈拉着我的手一次又一次叮咛，她有多少钱，要拿出多少钱散掉，又特别叮嘱有几个困难的亲戚每个人散多少。我妈生命的最后三年，她把散钱当成最大的事，每年都要安顿两到三遍，每次都以同样的话结束：“我死了，只散我攒的钱，你们谁的钱都不要散。”在我妈临近去世的一年前，她把儿女们买的首饰全都分配给孙子辈，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负担和隐患。

二

我从小就不太安分。最惨的一次是因为打了同伴，被查姓家长一怒之下，扔进离两家都不远的生产队熟麻用的麻坑。我在麻坑扑腾了好一阵儿，被查姓邻居提着脚扔到我家院子。闻讯赶来，我妈拿起枣树杈对我就打。我翻身就跑，听见我妈对查姓邻居说：“撂得好，再多撂一阵儿。”原来，我把同伴的耳朵打出血了。过了几年，我又大了几岁，生产队又熟麻，我拿棍子去探了探坑底，没探到底，但搅起的黑色泡沫奇臭无比。就这一次，我的皮就被熟好了。我妈的举动，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我做错了事，我妈绝对不护短。在我家孩子中，我挨的打最多。我妈打我有两个称手的武器，一个是填炕用的枣树杈，另一个是笤帚。用笤帚打人，我妈用得很精妙，你根本不知道笤帚藏在哪儿。我妈打我时，笤帚就像个神器出现在她手上，非常顺手，打哪是哪，不可能躲掉。鸡笼没关，笤帚肯定打在头上，让我长记性；羊没喂又是一笤帚，准在屁股上；至于偷偷到秦渠洗澡，我妈拉着我胳膊又是几笤帚，打在脊背上，边打边训斥：“叫你人小谎大。”在这两种武器的调教下，我的童年丰富多彩，妙趣横生。

有一次，我独立作战，和杨姓同伴哥俩打了一架，脸上带着伤，裤子顺着裤缝撕开，像小旗一样呼呼作响。我妈一看就明白，我又打架了。那个时候，打架是农村小孩最好的游戏。我知道，无论打赢打输还是有理没理，只要打架，回家肯定挨我妈的打。但没地方吃饭，我只能回家。果不然，我妈顺手抄起枣树杈子，这次我没躲开，被我妈结结实实打了几杈子。我妈打一杈子，问一声：“还打不打架？”那一次，我妈很凶。

我妈年轻时，脾气就没有好过。家中上有两个婆婆，下有五个姑子，还有五个饥一顿饱一顿的儿女。每天填饱娃娃的肚子就压力如山，何况还有生产队怎么干也干不完的农活。有一年，我爹我妈拼死拼活地干了一年，年终生产队分粮，给我家分了一兜襟大米，也就有五斤。一路上，我妈的眼泪全都流到大米上。哭了一路，也没有盘算出来全家靠什么能熬到第二年麦子下来。所以，过去在我们家，吃完饭大家都习惯用舌头把碗舔干净，饭粒掉到炕上地下，绝对要捡起来放进嘴里。我就因为半碗饭倒到土上不肯吃，挨过我妈一顿打。

这几天，我一直在回忆我妈爱吃什么，竟然没有发现我妈有什么偏好；极力搜寻我妈爱穿什么，印象中我妈的衣服基本上是黑灰色。老了以后我妈经常安顿：“别买艳的。”我推算了一下，我妈生我时已经三十二岁，我没见过我妈年轻时穿过花衣服，那个年代的农村妇女都是这样穿戴。在我眼里粗线织的头巾，除了能遮太阳，没有别的作用。但像我妈一样的同时代的农村妇女，拿头巾当毛巾、当雨伞、当拂尘。春夏秋冬，我记得我妈戴着一件花白的头巾，是我妈身上唯一还显鲜亮的颜色。

每年夏收，越热越忙。当时，生产队打麦时使用的脱粒机是老式的，最累最重要的岗位就是喂机子。这活要求要站在脱粒机前，将解了捆的麦捆朝机器口投送。干这个活需要机敏沉着，要根据麦子的干湿程度决定投放的厚薄；要观察脱粒机的状态，掌握投送的速度；还要协调解麦捆、抖草、捆草、掏麦粒等工序。我妈是我们生产队喂机子的第一人选。主要原因是我妈不怕苦、不偷懒，在机子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机器轰鸣，噪音很大，麦芒、麦灰铺天盖地洒落在我妈身上，和持续不断的汗水混杂在一起，又吵又晒又脏又扎又痒。每天打完场，我妈摘下头巾，抖掉灰尘，再用头巾将浑身上下拍打一通，就急急忙忙回家给我们做饭。生产队打场差不多要一个月，我妈就在这个岗位坚守一个月。每年打完场，她的耳朵就得背很长时间。

过去的苦难被我妈默不作声地承受了，好像她天生就是一个受大苦的人。

在农村，插秧一直是繁重的农活。插秧时，一溜二三十个妇女站成一排，为了整齐划一，每次都需要两头各有一个人提线插秧。每年插秧我妈都是提线绳的人，除了完成自己的定额任务，还要提醒同伴要把脚下的田地踩平，稻秧插齐栽实。有一年，因为赶插秧工期，生产队长将我在学校门口截住，抓到稻田里插秧。那时的春天真冷，田里还有冰碴子。我推推诿诿不下田，我妈也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旧棉裤穿到我腿上，我艰难地随着大人插半线秧。腰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我哭着喊：“我腰折了。”我妈解下头巾就朝我头上打一下：“小娃娃哪儿有腰？”不许我再喊再哭。在每次插完一块田转场的间隙，我妈过来拉着我，让我在还没有灌水的土坷垃地里反复打滚。果然腰不疼了，水也不冷了。我忘了我妈当时穿什么衣服御寒，只记得她打我的头巾。后来，条件好了，大家插秧普遍穿起插秧鞋，戴露指手套。我妈却从来不用，嫌干活不利落，不像农村人。但她干活时，却一直戴着花白头巾。

刚开始单干，我们家几乎每年都种葵花、辣椒、大蒜。我记得每到夏季，正是辣椒生长的旺季，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要沿着辣椒沟把黄土用双手搓碎，培在辣椒苗的根部。我妈一干就是几天，戴着花白头巾，沿着辣椒沟，头也不抬地干活，好像从不觉得累。每年我家大蒜丰收，我爹只负责挖蒜，辫蒜、晾蒜都是我妈的活。看不到我妈愁，也听不到我妈怨，更看不出有喜悦之色，像个机器人日复一日催太阳起床，推太阳下山。我家的责任田，一直有我妈的花白头巾在晃动。那时加工辣面子要到村加工厂，我家每年种的辣椒全部由我妈一个人摘下来晒干拉到加工厂，磨成辣面子。活不复杂，但粉碎辣椒的呛人滋味让人无法承受。那时还没有口罩，我妈用头巾将头围紧，又绕过一道护着嘴鼻，就钻进十几平方米、低矮不透风的加工厂房，一个人将活干完。出来时，我妈的头巾就成了辣椒红，连眉毛都是红的，站在加工厂门口咳嗽半天才能直起腰。每年干完这活，我妈就跟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三

每个人成长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母亲。我上初中时，学校离家有七八里路，没有一条公路，我每天要在果园里往返近两个小时。开学头一个月，结伴的几个同学都辍学了。共同的原因是家中缺劳力，路远，上学也看不到希望。我也打起退堂鼓。第二学期，我整整一周没有上学。我妈黑着脸，拉着我的手，利用赶集的机会，把我押到学校，找班主任董老师。求老师的话，我妈只说了一句：“娃还小，干不成活，先让在学校里长着吧。”我妈又找了一辆铃铛不响、其他都响的自行车，让我骑着上学。重返学校的动力，其实还是我妈劝我上学的两句话，一句话是：“世上没有受不下的苦，念书在阴凉瓦屋里不是苦，你不能像你爹那样，一辈子在农村受苦受罪。”另一句话是：“你当个能挣十八块钱的工人，也是光荣的！妈也高兴！”那一年我已经十五岁，已经尝到农村无法忍受的苦和难。我受不了那个苦，毫无选择，只有上学一条路可走。

1983年，我哥哥因病去世，才十八岁，那年我妈四十八岁，一下就变老了，经常躲在拐角里流泪。找不见她时，家里人都知道，她肯定躲在没人处想念大儿子。

我上了高中，一下子在家里变得无比重要了。每个周六回家，在离家一公里外的宋桥桥头，我的两个弟弟妹妹手拉着手站在路边，奉我妈的命，迎候我回家。高中三年，周六弟妹接我回家成了我的“专享”。我不敢劝母亲收回成命，但我知道，我必须好好活着，不能有任何闪失。高中三年时光，是我家最灰暗的时刻，我家没有一点笑声，全家人相互防备，不敢说跟我哥有关的任何字眼。我爹我妈从不在人前头站，大儿子的离去，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我上高中时，我爹妈每个月都挑出三十斤大米，拿出九块钱交到学校的灶上。担心我吃不饱，我妈不知费了多大的周折，竟然找到我一个远房哥嫂开的饭馆。我妈安顿并要求，我要去这个饭馆吃一大碗炒揪面。我除了在学校一日三餐外，成了全校绝无仅有可以“下馆子”的特殊学生，那碗炒揪面一直香到现在。当时我周日下午返校，周六我妈要和好面，周日一大早拌上鸡蛋，抹上香油，用平底炉子给我烙干粮。这个待遇在同宿舍二十几个同学中也是唯一。周天下午，我妈还要坚持把我陪送到大队部，目光一直要盯到看不见我。

烙馍馍、装馍馍时，我妈从来都不说一句话，一个人在灶房操劳着。有两句话烙在我心上，一句是我爹告诉我的，每次烙完馍馍，我妈都被炭烟熏着，头昏一整天。我才知道，我妈每周给我烙干粮，三年时间，我妈被炭烟熏一百五十多次。另一句话是邻居摸着装干粮的网兜对我说的：“娃娃呀，你妈为你下了多少苦呀，要为这些干粮作主呢！”

临近高考前一个月，我回家备考，我妈安顿我妹妹每天坐在板凳上守着街门，不让任何人进我家：“我哥要考大学。”我妈不知从哪里听来一个土方子，空腹喝土鸡蛋是大补，我妈就拿家里的余粮找左邻右舍换鸡蛋。每天早上，逼着我喝一个腥味无比的土鸡蛋。听同学都在喝补脑汁，就让我爹一瓶一瓶买。每天盯着我喝完定量后，还要让我多喝一点，给我打气：“喝得多肯定补得快。”每天我复习到晚上十点多，我妈基本会在睡完一觉后，跑到我屋，说：“都半夜了，别熬了，把身体熬坏了。”

高考一揭榜，我考上了大学，成了我们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我爹妈摆了宴席，村上奖了二百元。我家比过年还热闹，笑声不断。

没过几天，我妈和我去看住在另一庄子上的爷爷，她坚持要步行。路上碰上很多人，每个人都迎上来，问同样的话：“老嫂子，这就是你的大学生儿子。”我妈乐开了花，踮着脚使劲拍我的肩膀。那一刻，我妈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也无比开心。那段日子，我妈让我陪她去看亲戚、转邻居，哪怕到邻居家还一斤油、一把韭菜，也让我陪着。我被动地顺从着，也被我妈的骄傲打动着。

我爹在世时，告诉过我：“养育之恩，母亲的情分最大。”我一辈子极力去做让我妈自豪的事。

除了高考，还有两件事让我妈很高兴。一件是同事转述的。那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当时我借调在县上工作，表弟结婚，我请一位熟悉的朋友开车去接亲，请一位同事帮助摄像。第二天上班，同事就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妈太牛了。”他说婚礼结束后，接亲的车准备打道回府，有一个小脚矮个老人直接拉车门，坐在副驾驶座上。司机一看是个农村妇女，就很诧异：“你是谁啊？”我妈一点都不含糊：“我是周鸣的妈。”我同事一听，只能顺路带上她老人家。同事电话中揶揄地说：“在你妈眼里，你就是畅通无阻的通行证，一个面子奇大的要员呀。”我知道我妈不对，但我为我妈的自豪激动了半辈子。另一件事我求证过我妈。1990年秋天，我在县上当记者，一次在农贸市场开大会，三楼平台上县领导悉数到场，台下人山人海颇为壮观。我奉命采访，在三楼拐角处被公安干警挡住不让上，因为没有记者证。我争辩了几句，最后我拿出采访录音机，干警就放行了。过后几天，我回老家，邻家一个婶子看见我就说：“你妈可威风了，说儿子太牛了，警察根本拦不住你，你理都不理，直接上了主席台。”我笑着对我妈说：“查验证件是警察的工作，采访是我的工作，不存在挡不挡的。”我妈有点羞涩，但还是开心地笑了。

我妈去世后，我坚持不在老家吃饭，无论弟媳妇怎么劝，我都想办法拒绝。我知道一端起饭碗，肯定会想起我妈。

我妈在世时，每次回家，无论多晚，进门第一件事肯定是吃饭。无论多早，临出门最后一件事肯定还是吃饭，我妈认为天大的事也比不上儿子吃饭的事大。所以每次回家，我都要留着肚子。我妈看我吃得多就高兴，就觉得儿子是健康的，生活是开心的；如果吃得少，我妈会追着问：“怎么又瘦了？脸色又青了？”那种牵挂让人喘不过气来。每次我回家都不管自己有糖尿病，坚持吃完年轻时的饭量。妻子总是劝阻，我妈理直气壮地堵回去：“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妻子指责我吃饭快，是饿死鬼转世的，但在我妈眼里，吃饭快是健康的表现。我妈一直教导我：“好汉子吃饭，三拨二咽。”我吃得越多越快，我妈越安心。

现在，我一端起饭碗，我妈仿佛就在对面。

四

对出生在农村的人来讲，苦难绝对是一种粮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冬天，我和我哥抬着家里的铁皮水桶，到县城大食堂去买羊杂碎。必须起大早，一路上嘴里哈出来的气，就像我们喜悦的心情一样久不散去。一次买回二十碗羊杂碎，我哥俩一口都不敢喝。我还因为没走稳，把汤洒了出来，挨过我哥的揍。那二十碗可不是一顿吃完的，是我全家一个冬天的补品。盛杂碎的水桶上面会沁出一层羊油，我妈小心翼翼揭下这一层油，越揭越薄，后来就沁不出油了。我妈就用这种油炒咸菜，隔几天舀出半碗加水烩上，细心操持着我家艰涩的光阴。

我妈曾用麦子换了一斤香油，装在一个绿色瓶子里，又在一根筷子上绑了布条。炒菜时，我妈就用布条朝锅底一抹。多少年后一次闲聊，我问：“是不是咱家七口人一年只吃了一斤香油？”我妈眼睛正视着我：“那个年代，谁家都一样。”

磨难总是很长，幸福转瞬即逝。过了六十岁，我妈活得才有些舒心。

在和我妈生活的五十四年间，我只陪我妈转过两次街。一次是去新华街购物中心，陪我妈转了半天，我想给她买双鞋。我妈的脚小，再加上我妈嫌所有的鞋都贵，再好的鞋超过二十元就认为不值，挑选得很艰难。妻子知道我妈的心思，终于选定一双鞋，串通好售货员，说价格是四十元。我妈还坚持说贵，不让买。妻子就劝说：“四十块钱算是捡了大便宜，转了半天，一双鞋也不买，都像你，人家售货员怎么挣上工资呀？”实际上那双鞋二百六十元。我妈回到老家，穿上皮鞋东家门进、西家门出，到处宣传，说儿媳妇只花了四十块钱就买了双好鞋。另一次，我和妻子陪我妈转新百商场。转了四层楼，我妈就像视察工作似的，每看上一件衣服就说：“这料子好。”每一件都问个价钱。我打趣她：“你又不买，问价干啥？”我妈张口就说：“萝卜白菜都有价，为什么不能问？”售货员报完价，我妈就小声骂：“巴掌大的布，敢卖这么多钱，我种那么大的田都买不上一个袖子！”到了男装柜台，她老人家看上了一件西服，让我试来试去，说要给我买。问我价格，我瞧了一眼是八千八，告诉我妈是八百八。我妈无可奈何地说：“太贵了。算了，穿到身上不自在。”从那以后，我妈问我身上衣服的价格，我都说几百块，我怕挨骂！

最后几年，我妈经常提起往事。一脸满足，说苦也受了，福也享了，啥也不挂念了，然后就忧心忡忡地讲她年轻时，用鞋壳偷过生产队的小麦、水稻，偷过灵武农场四颗莲花菜，反复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个年代，所有农村妇女为了生活，都偷过生产队的东西，为了活命，为了娃娃，这不算罪。我们多帮助别人，多做些好事，也就替你还上了。另外，咱们村有句俗话：青货贼不算贼，捉着打两锤（拳）。这些都是青货，不用有心理负担。”我妈听得似懂非懂，但神情终于不再凝重和紧张了。（中国日报宁夏记者站 胡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