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中国 | “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可能是个伪命题

2021年中国GDP达到1143670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比上年增长8.1%。然而，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出炉后，不少西方分析评论人士却纷纷发问：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表面上看，这个问题似乎单纯是在思考中国能否按照世界银行标准，顺利迈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完成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难以企及的壮举。然而如果细究起来，这个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某些传统思维的误区，不仅在理论上存疑，而且在实践中也有危害性。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来源于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报告结合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经验，探讨了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潜力。其中发现：许多国家有着相同的发展模式，凭借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发展基础制造业，最终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然而，在这之后，它们便无法再进一步扩大经济规模或实现技术革新，从而无力同高收入经济体的产品和服务竞争。因此，大多数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都出现了经济停滞，收入水平徘徊不前，难以实现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甚至重新跌落至低收入水平。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自2007年提出以来，“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就在政治经济圈，以及学术界被广泛讨论。经济学家通常把“中等收入陷阱”视为一种“次优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国内外投资者、企业、劳动者等市场主体即便能够认识到高收入状态的长期收益，也无法找到一条回报充分、能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路径。

某些时候，“均衡”状态本身就是一种“陷阱”。比如著名的“囚徒困境”：两个共同作案的嫌疑犯分别单独接受审讯，如果两人都不认罪，则证据不足，每人判刑一年；若一人坦白交代而另一人抵赖，则立功者获释，抵赖者入狱十年；若两人互相揭发，则全都判刑八年。由于无法确定对方是否会告发自己，两个嫌疑犯往往都会选择坦白从宽。这样一来，每个人都避免了对自己而言最坏的结果（判刑十年），但对两人的小集体而言却收获了最坏的结果（共同判刑八年）。这种次优的“均衡”就是一个难以逃脱的陷阱。

然而，与“囚徒困境”不同的是，在经济层面，国家的主要经济参与者可以通过正面对话协商，达成互惠协议。因此，只要一个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转换增长动能，调整发展结构，就完全有机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互惠协议的达成与执行，经常面临着国家政治与文化方面一些不稳定因素的挑战。事实上，许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多年来饱受政治动荡：要么是历届领导人观念相左，导致政策反复横跳、难以持续，要么是更为深刻的国家剧变、政权更迭。

不加批判地接受“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最大危险，在于默认了其背后的隐含逻辑，即把人均国民收入当做经济成功的衡量标准。按照世界银行划定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在1045美元（约合6600元人民币）或以下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介于1045美元到12696美元（约合8万元人民）之间的是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696美元的是高收入国家。

人均国民收入计算起来比较容易，但用它来衡量国家财富显然过于粗略，且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只是一个国家全部国民收入简单平均后的结果，很容易被少数超级富豪拉高。实际上，收入中位数才是衡量国民财富水平的更好指标。尽管世界银行并不采用这一指标进行统计，但它理应受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综上所述，“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回答。

答案1：“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是个伪命题

严格意义上讲，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作为一个政治体系稳定、资源高效协调的经济大国，中国不太可能出现上文所说的次优经济均衡状态。再者，中国也并没有在某一时间点达到某一财富水平的刚性需求，完全可以立足自身实际稳健发展。

答案2：中国拥有跻身高收入国家的巨大潜力

从现实角度讲，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内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多项经济指标可以支撑这一论断立，其中最主要的是：过去20年来，中国国民总收入几乎保持线性增长，且中国和日本、韩国等高收入东亚国家一样，国内储蓄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答案3：“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目标

对于中国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并不等同于中国所追求的“共同富裕”。许多高收入国家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尤其是最富裕国家更是如此——美国便是其中的突出典型。因此，人们不应该忽略了这个事实而把注意力过多放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