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中国 | 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三大机遇与三大挑战

导读：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中国经济面临技术变革、绿色转型和需求结构升级三大战略机遇，同时也遭遇大国博弈加剧、比较优势转换和人口结构变化三大挑战。立足这一新发展阶段，中国应把政策重点放在提升创新能力、坚持对外开放、扩大内需、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上。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面临着三个较为突出的战略机遇。

第一个机遇是以新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当前我们面临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化进程还在不断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引领新一轮技术进步，这些数字化的进展，还会继续催生新的数字经济产业活动，进一步改造传统产业，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升级。

第二个机遇是绿色转型。中国宣布将会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全球占相当高比重的经济体也都宣布了碳达峰的时间目标，这会加速推进全球低碳绿色转型发展的进程。绿色转型促进诸多绿色产业的进步，比如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绿色转型将是一场全面系统深刻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任何国家都要主动去适应和把握绿色转型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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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机遇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需求结构升级。过去40多年，中国经历了吃穿住用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引领的供给结构升级。每一轮消费结构的升级都带来了供给侧的相应扩张，所以今天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有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里程，这又带动了城市化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从全球来看，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市场结构的快速升级，也变成了吸引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汇聚的新的重大优势。

在看到战略机遇的同时，也应深刻认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的三个重大挑战。

第一，大国博弈加剧。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实力差距正在快速缩小，美国为了维持它的超级大国霸权地位，朝野已经形成了遏制中国发展的共识。美国有两手，一手是遏制中国，让中国在经济增长速度、技术、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放慢速度，拉大中美差距。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多种政策手段，来促进本国技术研发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在围堵和遏制中国方面，美国多方施策。例如，在一些重大技术上，提出了脱钩或者“小院高墙”的战略；在一些核心零部件上，采取了针对中国头部企业的“卡脖子”打压行为，使得中国头部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方面都面临风险；在规则方面，美国拉拢盟友，通过推进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一步推进对美有利的规则，试图把中国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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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比较优势的转换，将导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两头受挤压的挑战。过去中国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成本优势迅速崛起，成为了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同样走上了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他们用更低成本的劳动力来挤占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国内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外转移。按照过去追赶型经济体转型升级的路径，中国不可避免需要在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制造业、服务业上，形成新的竞争力。在这些方面，中国企业面临现有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结构变化。过去中国在人口方面有数量红利、成本红利，而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劳动总人口已经跨过峰值，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人口老龄化会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产生深远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未来中国可能只能依靠质量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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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党中央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这个总要求下，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重视。

第一个方面，政策要适应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换的进程，重视增强中国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自立自强，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加速实现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

第二个方面，要坚持对外开放，形成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在扩大开放中塑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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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面，坚持扩大内需战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使城市化的速度和工业化速度相匹配。要落实“房住不炒”，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第四个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从更广义来说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和安全的关系，防范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中的重大风险，特别要防范金融风险、产业链稳定运行面临的风险、资源能源供给的安全风险、粮食安全风险和信息安全风险等。

总之，在新发展阶段，需要把握好机遇，妥善应对风险，抓住重点，切实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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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英文版标题为 "Three opportunities, three challenges"

责编 | 宋平 栾瑞英

编辑 | 张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