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中国，将以富于远见的发展理念和卓越的治理能力，继续成为人类发展前路的引擎”——以“报道真实中国”为己任的英国记者安德鲁·穆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的“中国笔记”中写下充满激情的最后一页。
这篇题为《新时代的潜力》的署名文章，7月1日在《中国日报》“建党百年专刊”上刊发。此前4天，穆迪与渐冻症搏斗了三年后，在北京家中溘然长逝，享年60岁。
“新时代的斯诺”
有近40年新闻职业生涯的穆迪在他的日记中表达过一个心愿：写一本关于“新时代中国”的书。
“尽管穆迪没来得及写出《红星照耀中国》这样的著作，但他的新闻作品内容之丰富、世界影响之广，完全可以集结成好几大本书。”与穆迪相识多年的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说。
同以《红星照耀中国》著称于世，向世界讲述上世纪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样，穆迪也是在中国工作了13年，也目睹和记录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时代风云。从2008年夏，他受邀来京，担任中国日报社承办的北京奥运会官方英文会刊《奥运日报》特约编辑，到2021年6月27日逝世，穆迪一直在中国日报工作。
作为中国日报外籍记者，穆迪一共发表了700多篇封面报道和评论，总计100多万字。从2019年为《中国日报》“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专刊”撰写题为《新时代，共未来》的封面文章，到今年建党百年专刊上的新闻分析——《新时代的潜力》，“新时代中国”是穆迪近年写作的主题。
特别是2017年以来，他撰写了近百篇文章，面向海外受众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17年10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后，穆迪随即写下专栏文章——《中共十九大震撼世界》：“新的历史正在形成，中国正在进入对自身国际地位和状态更加自信的新时代！”
《“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广泛赞誉》《发展中国家将广泛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被视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关键成员》……《中国日报》数据库显示，穆迪的作品涉及新时代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内政和外交的方方面面。2019年，穆迪获得中国政府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友人设立的“中国政府友谊奖”，他的突出贡献被定义为“核心思想国际表达的领军者”。
2018年初，在中国日报举办的第一期“新时代大讲堂”上，穆迪发表了题为《世界视野中的“中国新时代”》的演讲。今年6月20日，中国日报在嘉兴举办的以“从红船走来——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人民政党”为主题的第20期“新时代大讲堂”上宣布，成立“新时代斯诺工作室”，穆迪成为工作室核心创始成员。
“穆迪和斯诺，都是以客观报道，向世界展现真实的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日报社总编辑周树春说，“穆迪的笔下，聚焦的是‘新时代的中国’，而他自己成为了一位‘新时代的斯诺’。”
“一个巨大的损失”
“对努力推动中国和世界间对话的人来说，穆迪的离去，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得知穆迪逝世感叹道。“穆迪善于用英语把中国理念、中国道路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帮助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
“中国政府友谊奖”关于穆迪的另一句评语是：“‘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推动者”。据不完全统计，穆迪采访过150余位中国问题的世界顶尖学者，同其中很多人结下深厚的友谊。“整个世界范围内，在中国问题上有发言权、话语权的专家学者，穆迪无一不晓。”穆迪30多年的挚友、中国日报资深外籍编辑拉维·善卡，称穆迪是“中国问题专家”的专家。
穆迪的百万字作品很多作为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报》的特稿，随美国《华盛顿邮报》、英国《每日电讯报》、法国《费加罗报》等世界主流媒体刊发。他的很多文章被全球媒体广泛转载。去年2月，他就新冠肺炎疫情独家采访诺贝尔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迈尔克·莱维特，莱维特的研究当时即表明，中国正在“赢得抗击疫情之战”。这篇报道被国际主流媒体转引172频次。英国《每日邮报》据此报道，“莱维特博士对中国日报说，他认为病毒扩散在中国已经‘达峰’”。
在另一位英国学者，剑桥大学前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的眼中，穆迪是一个对中国有着“深刻理解”的“中国故事”讲述者。二人的相识差不多始于穆迪来华工作之初，雅克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从开始“不是非常了解”到后来“理解越来越深”，穆迪对中国的认识逐渐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穆迪的很多作品还被世界著名学者在其著作和论文中转引，其中包括德国波恩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梅飞虎（Maximilian Mayer）在《重新思考丝绸之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兴的欧亚关系》一书中的引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经济教授德博拉·布劳蒂加姆在《非洲将养活中国吗？》一书中，直接采用了穆迪在非洲的现场采访。
英国牛津大学全球史教授彼得·弗兰科潘在他的畅销书《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再版时使用了穆迪对他专访时的评价作为推荐语。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当代中国研究学者拉纳·米特的著作《中国与日本之战：1937-45——为了生存的斗争》也采用了穆迪的评析。
善卡说，“他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完全没有偏见，并非常坚定地捍卫这些政策。”穆迪的另一位挚友、英国出版人尼克·贾斯潘认为，穆迪起初也有过一些疑惑，中国的减贫成就是让穆迪对中国看法发生根本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穆迪去世后，同事和朋友们在他北京的家里整理出177本关于中国的书。与穆迪共事多年的现任中国日报美国分社副总编辑苏强说，为了读懂中国，穆迪阅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很多著述，总是第一时间学习最新讲话，特别是深入研读了《摆脱贫困》一书。
“穆迪对中国的认识过程告诉我们，一个有良知和理性的西方人士，只要能够亲身感知现实的中国，就能客观地了解真实的中国，放弃可能的傲慢与偏见，形成对中国的正确认知”，王辉耀作了这样的解读。他“希望西方政界和知识界，像穆迪这样的人会多起来”。雅克则意味深长地将穆迪“发现中国”的认识过程解释为“反映整个时代变革的一种迹象”。
“燃烧生命”
患病后，穆迪一直极力向报社同事隐瞒病情。疾病让他不安，但他最恐惧的是无法继续工作。
穆迪的主治医生、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医生王丽平说，穆迪总是“特别自豪地”告诉她，他无比热爱在中国的这份工作，他“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工作”，如果不能工作了，“活着也就没有意义了”，他“不能不工作”。
“渐冻症患者肌肉萎缩、力量下降，体能消耗大，胳膊要抬到正常人的高度，如同绑了10公斤的沙袋，”王丽平医生说。但患病后，穆迪从未停止工作。三年来，他正是以“绑着10公斤沙袋”的手臂，撰写和发表了132篇稿件。
穆迪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平在报社有口皆碑。他三次被评为中国日报社年度优秀外籍员工，是外籍员工中获奖次数最多的。编委会同志说，穆迪是“全体采编人员的榜样”。报社同事都知道，为了确保内容扎实，写一篇1500字的报道，他从来都是采访8位以上权威人士，而对一个人的采访往往要花一小时。采访境外人士的国际长途费他都是自掏腰包。为提高工作效率，他还自己花钱请在英国的速记员远程抄录采访录音。报社人手紧时，他自己出钱请摄影师协助完成。每次回英国休假，他都带回多篇采访稿。
正式确诊在2018年4月，但直到两年后，穆迪才将实情告诉同事和朋友。在此之前，他一直称自己有“颈椎病”。2020年初新冠疫情发生后，远程办公为他遮掩病情提供了便利，也让他更加专心致志地写下一系列重头文章：《各国期待中国带领世界走出衰退阴影》《中国对全球复苏至关重要》《“中国制造”不可能被轻易取代》《中国向创新发展大步前行》……
据长期照顾他的家政刘阿姨回忆，穆迪的生活起居每况日下，工作起来更是越来越吃力。随着手指功能持续退化，从原来十指触键打字，到后来用两个食指指尖，再到最后只能用两个拇指关节击打键盘。但每次客人来访，他都让刘阿姨先帮他“梳妆打扮一番”，既是体现对客人的尊重，也是为了不让人看出他的病况。回想起来，穆迪在报社的另一位外籍朋友约翰·尼克尔森说，“他最后的日子一定很痛苦，但他总是说‘我没问题’。”
2018年7月，他也正是这样不露声色地同大家一起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参加配合“金砖峰会”的“新时代大讲堂”。他克服转机和时差劳顿，以饱满的精神作了一场热情洋溢的演讲：“习近平主席的全球化思想，超越了贸易和经济范畴，奠定了中非关系、中国与金砖国家合作的思想根基。中国与非洲、与其他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加强合作，将会让世界更美好。”
王医生一直告诫穆迪，作为渐冻症患者，一是“不能保持高强度工作”，二是“坚持高热量饮食”，但他做的“正好相反”。王医生知道，穆迪一直十分投入地工作着，因为“他经常给我看他新发表的文章”。同时，为了少麻烦别人，穆迪吃得很少。2019年参加“友谊奖”颁奖仪式和国庆观礼期间，据他在宾馆里写下的日记：“手越来越不听使唤，公共场合还是尽量少吃东西……早饭只吃了两个香蕉。”
这时，穆迪的手指已经不能做比较精细的动作了。他不打扰活动主办方，请多年好友叶燕女士写了一堆中文字条，上面写着“系领带”、“扣衣扣”等提示，他在出发前分别出示给宾馆服务员，帮助他着装整齐地出现在观礼现场。
穆迪一生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32开本、不同颜色的MOLESKINE笔记本，每天一页、一年一本，记录着当日生活、工作和读书心得。在中国13年，他写了13本日记。翻阅他后期的日记，看到字迹不断变化，连笔字渐渐消失，变为一笔一划的单个字母，再后来就成了锯齿状的笔画。
王医生说，“穆迪不断地问我，如果他的身体变得像霍金一样，会不会影响他的大脑。我说不会，所以我们是把心思都用在保证他能正常思维和写作上。”他们还讨论过未来使用语音甚至眼球控制装置的可能性，以确保他能继续工作。
报社得知他的病情后，为他接受治疗创造最好条件，并要求他“少工作多休息”。但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不顾同事们的劝说，仍独立完成7篇深度重点报道，继续深入探讨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尼克尔森说，穆迪为他无法放弃的写作工作付出了巨大牺牲，王医生将此形容为“生命的燃烧”。
“他从心底爱着这个国家”
最后一次见报社的一位同事，他借给这位青年朋友一本讲述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并取得成就的书，说这是“他最喜欢的小说”。
来中国前，穆迪不仅是一位资深媒体人，而且也早已实现了“财务自由”。作为英国考文垂大学经济系的优秀毕业生，穆迪长期从事政治经济领域的新闻报道，也是《观察家报》《每日快报》《星期日邮报》等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得知他在英国有十多处不动产，有同事同穆迪开玩笑：“我要有你那么多房子，就天天在海边晒太阳了。”
从在英国时的一个保守党人，到最后被中国同事称为“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人”，穆迪一路走来，同中国结下了深深的不解之缘。“在中国工作给了哥哥同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的难得机会，也使他了解到中国真正的样子。”穆迪在英国的妹妹杰恩说，“他发自内心地爱着这个国家”。王医生回忆，穆迪曾对她说，虽然他不是中国公民，但他已经“完全彻底地属于这个国家”。
从穆迪的日记和撰写的文章中，可以粗略梳理出他认知中国的心路历程。15岁那年，穆迪在电视上看到关于中国总理周恩来逝世的新闻报道，内心产生一种“莫名的巨大震撼”。他曾写道，那次心灵震动可能预示着日后他将同中国建立起一种深厚的情感。后来，他在英国《经济学人》周刊上读到一篇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报道，留下深刻印象。1997年，他作为一家英国报纸的特约记者到香港报道“香港回归”，之后访问了深圳和广州，被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所深深吸引”。
2008年8月，短期参与北京奥运会英文会刊编辑工作期间，穆迪第一次参观了故宫，对“故宫的壮观”感叹不已。他在一则日记中说，就在那一刻，他决定要留下来，在中国工作，称这将是决定他后半生的一个重大决定。此后13年，穆迪走遍中国绝大多数省区市和香港、澳门特区。
2019年，穆迪为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文明的醒狮》一书撰写的文章，题目是《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文中写道：“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许多中国城市的街道上，有一种在如今的西方国家所看不到的活力。”
叶燕说，穆迪始终保持着“英国绅士”的“古板”：出门西装领带，衬衫都在三里屯一家服装店定制，午饭总是去赛百味吃金枪鱼三明治，周末与朋友聚餐总去同一家店、坐在同一个座位，点同样的菜——虾球西兰花、干煸豆角、饺子和米饭；但他对中国的一切，特别是中国文化，总是抱着极大的兴趣和强烈的好奇心，包括学说各地方言。一次在苏州，采访结束后，接下去要赶火车去上海，他放弃午餐，坚持去看拙政园、听评弹。还有一次在成都采访，一向不苟言笑的穆迪跟着中国大妈学跳起广场舞。他的闲暇时光都用在参观博物馆和各种展览。
朋友和同事都说穆迪“人缘好”。一个与穆迪工位相邻共事8年的报社同事说，“即使在超级忙碌的时候，他也从来都是有求必应，先是耐心地把你的问题记在本子上，然后给出详尽的答复。”有同事结婚，他也会准备一个“红包”。出国回来，每次都带糖果分给大家。过去13年一直为穆迪做家政的刘阿姨说，“他生活上特别节俭，用的手机是一种早就被我淘汰了的老型号，电脑也是早该换代的那种，但他对别人很慷慨。”穆迪付给刘阿姨的薪酬大大高于市场价格。
尼克尔森说，走在大街上，穆迪经常会愤愤不平地发问：“我真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总是污蔑中国。他们根本不了解真实的中国。你看，这里的老百姓都是多么快乐！”。善卡也说：穆迪常常讲，“中国的体制很灵”，言外之意是同西方“糟糕的民主”形成鲜明对比。
去商场购物也能引发他关于中国的一番感慨。一次从超市买东西回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确实觉得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比西方某些国家要高。在这儿，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地受到攻击，没有毒品问题，街上看不到酒鬼，这里没有真正的底层阶级。”
“坚定挺华”是穆迪写作的主调。针对关于中国的各种误解特别是诋毁，他总会在脸书和推特上据理力争。2020年夏，看到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讲攻击中国，他随即撰文予以反驳，在日记中记载道：“我从几个方面进行了反击”，“他试图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同年10月21日的日记，记录了他同一位有着35年交情的好友的“激烈争吵”，因为这位从未踏足中国大陆的朋友“无知地对中国大放厥词”。
“一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向世界报道真实的中国，最后在这里去世。这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穆迪的故事十分感人。”王辉耀说，这让他想起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白求恩大夫。
穆迪同中国的故事，让他远在英国的亲人也非常骄傲和自豪。在家乡举行的葬礼上，穆迪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观礼现场的留影，是追思会的视觉主照片。
“这里就是家”
一向高产出、高效率的穆迪，却用了从2021年2月到4月，近三个月的时间，才写完一封给他妹妹的2500字邮件。
在此之前，穆迪从未向在伦敦的亲人提及自己患病的情况。除了不想让家人担心，一个重要原因是想留在中国工作。他知道，一旦告诉家人，他们也会像中国同事和朋友一样，劝他回家，把治病疗养作为首要，但这是他不能接受也不想面对的。
经同事敦促发出这封坦白病情的邮件后，穆迪叮嘱妹妹：“先不要告诉‘孩子们’。”这是兄妹二人之间对他们耄耋之年的父母的称呼。
他生命最后的时光，是和中国朋友、同事们一起度过的。但每次同事来访，他从不谈病情，照例严肃地谈问题、讲稿子，有时是同时喝着咖啡，吃意大利面。
今年春节前，报社总编辑周树春去看望穆迪，两人都是音乐爱好者，除了探讨怎样进一步提高中国日报作为国际大报的深度报道质量，让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特别是如何培养一批像他一样的专家型年轻写手；还兴趣盎然地谈论起古典音乐，并相约到天气暖和时，一起去国家大剧院听音乐会。“他信守了诺言，但我没有机会兑现自己的承诺了。”周树春说。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到他“离开苏区”时的心情，说：“心里感到很难过，觉得我不是回家，而是在离家”。
去世前3个月，同事问穆迪打算什么时候回英国时，他坚定地说：“这里就是家”。
去世前3周，穆迪坚持同中国日报社续签了工作合约。同事和朋友们追忆认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穆迪的内心感受同斯诺离开苏区时的心情一样。同中国日报的续约，实际是象征着他的“中国情缘”的延续。
穆迪逝世后，同事们整理他收藏的图书等遗物，特别是他十多年来写下的报道、专栏、日记，对这位外国同行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也更加怀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新闻工作者，这位知华、爱华、友华、护华的英国朋友。基于穆迪留下的各类文字，大家正在抓紧编辑一部书稿，书名就是：《穆迪笔记：一位外籍记者眼中的新时代中国》。
（傅瑊瑊、杨芳、陈颖群、邢宇参与采写）
（钟葆任）
